负责宁波府监察之职的通判唐时雍、把总张四维（此四维非彼四维）前去和王直商议，希望合力消灭陈思盼海盗集团。陈思盼曾将带船前来投奔他的海商王丹杀死，吞并其船队，王直就与原来属于王丹的陈部取得联系，以海道官兵以及宁波慈溪县柴美德及其家丁数百人为外援，里应外合，斩杀了陈思盼，并将其侄子陈四及属下400多人押送海道。

    此数役后，王直确立了自己的海上霸主地位。他自号“五峰船主”，海上船只只有插上“五峰旗”方能进退。在实力最为鼎盛时，他拥众20万人，巨舰百余艘，并让毛海峰、徐碧溪等分领船队，往来日本、暹罗诸国，自称徽王。

    朱纨捣毁国际走私基地双屿港后，舟山的走私海商分裂成互市派与寇掠派。王直便是主张通商的互市派，尽管海上快意纵横，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开放海禁”的愿望，以谋取“合法经商”的地位。在捕杀陈思盼时，他以此为功，再次向朝廷提出开放海禁的要求，但只得到百石米的馈赠，互市之求被搁置一旁。

    1552年，王直公然在舟山开市贸易，傅衣凌在《明代徽州商人》一文中提到，王直曾言倭国缺丝棉，必须开市，海患乃平，但这仅是王直的一厢情愿，1552年，王忬抵达浙东之时，标志着王直与官府“合作”的短暂“蜜月期”结束，一场新的血雨腥风即将来临。

    之后，王忬遣俞大猷等人率兵夜袭烈港。王直猝不及防，于慌乱中乘船突围而出。有人说王直在日本避了4年，也有人说王直勾结日本浪人，派部属回来进行了极端报复，导致1553年的“壬子之变”，史书称海寇“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

    海盗来势汹汹，势不可挡，闽浙海道，由暗中走私恶化为公开武装对抗，并另行开辟了日本—台湾—澎湖—福建大金、浯屿和粤东南澳的海上通道。在明政府眼中，他们的做法已经不是一般的出格。

    相反，学得乖巧的葡萄牙人在1553年取得了在澳门的居住权，这也是明政府化解倭乱的一大举措。4年后，葡萄牙人以租借澳门的方式，独享了之后百余年间澳门作为广州外港的独特优势。在倭乱期间，葡萄牙人通过澳门和日本平户等港直接贸易，这是东海海域唯一不受海禁影响的航线。

    在荷兰霸占马六甲的1641年之前，澳门逐渐发展成为世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葡萄牙史学家儒塞斯记载了这个贸易链条：

    欧洲与东洋的贸易，全归我国（葡萄牙）独占。我们每年以大帆船与圆形船结成舰队而航行至里斯本，满载上毛织物、绯衣、玻璃精制品、英国及富朗德儿出的钟表以及葡萄牙的葡萄酒而到各地的海港上换取其他的物品。船从哥亚航行至爱琴得到香料与宝石，又从爱琴至嘛喇甲（马六甲）更得香料与宋大岛的白檀。其次，再把此等物品，在澳门换取绢加入为船货。最后，又把以上的货物到日本换取金银块，可得到投下资本的二三倍利润。然后，再在澳门滞留数月，则又可满载金、绢、麝香、珍珠、象牙精制品、航器、漆器，细工木器以及陶器而返回欧洲。

    从王忬到继任者徐州兵备副使李天宠、杨宜，浙江倭患还是没有得以平息的迹象。闽浙总督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苏松副总兵汤克宽等人先后因不服领导、贻误战机等存在争议的原因而被处决，弃尸于市，参将汤克宽坐牢。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因弹劾严嵩“五奸十大罪”，惨遭毒手。

    徽州人胡宗宪接替任职不过半年，同是徽人的杨宜便出任了浙江、南直隶总督。经过陶宅之败，胡宗宪及权臣赵文华认识到，单靠明军脆弱的武力难以剿灭飘忽不定的倭寇。在这种判断下，1555年，赵文华与胡宗宪在“当事诸君与之筹划不敢出一语”的情况下，派辩士蒋洲、陈可愿等前往日本招抚倭首王直。此时，胡宗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