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看到太监甚至会让座，走前必给红包，见者有份。

    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夏言招致嘉靖帝不满，而此时严嵩则以谦恭之姿维持着嘉靖帝的恩宠。嘉靖帝不满、做人傲慢、与蒙古关系紧张，使得夏言在1548年被严嵩设计致死，妻子儿女被流放。之后，严嵩第二次出任首辅，受宠22年不衰。

    在夏言被斩的第二年（1549年），朱纨失去庇护，以“擅杀罪”被群起弹劾，最终没等到明政府对其追究就自杀而去。王忬也是在与蒙古作战失利后被杀。1449年土木堡之变后，于谦掀起北京保卫战。100年后的1550年，蒙古再次兵临北京城下，之后明朝北边继续受到蒙古侵扰，王忬因在抗倭中任用了俞大猷、汤克宽等人而立有战功，被以副都御史的身份调离去巡抚大同，后加兵部右侍郎，代苏辽总督。

    1559年，因滦河失事，王忬在次年被严嵩构言而杀。王忬有两个做官的儿子，在王忬被杀前，他的大儿子王世贞解官赶到京师与其弟王世懋每天在严嵩家门外自罚，请求宽免，但没有如愿。后王世贞累官至刑部尚书，王世懋则官至南京太常寺少卿。隆庆元年（1567年），王氏兄弟终为其父平反。

    与夏言不同，严嵩对攻守并没有直接表现出鲜明的态度，更多是通过他的代理人赵文华体现其意图。赵文华是宁波慈溪人，是严嵩的学生兼义子，他生活作风奢靡，为人诟病，但也颇有些才干。

    早在朱纨全权总督闽浙军务时，赵文华就建议朱纨应审时度势，不要危害海外贸易。1554年，赵文华又请开市舶，但因户部阻挠而未果。到达江南后，赵文华又结合实地考察的情况，向朝廷上奏《陈海防事宜六事》，明确提出“驰海禁”的主张，“宜令督抚等官，止禁通番大船，其余各听海盗官编成排甲稽检出入，照旧捕采”。

    历史上的严嵩、赵文华，是“权奸”到只知贪权纳贿、陷害忠良之人。在谢禾生看来，严嵩当政多年，政绩并不突出，其主要作为体现在对待“南倭北虏”的民族政策上。赵文华主张驰海禁、开市舶、轻民赋，他与严嵩在倭寇的起因、成分及其对策上是基本一致的。

    对于倭寇，严嵩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倭寇之起，因闽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众盛，遂起狂谋。去岁只在沿海侵犯，今则各地深入。据报，真倭数不满千，皆系漳温近海贼徒结伙导引，一如北虏我逆之导也。”

    在赵文华保荐下，胡宗宪当上浙江、南直隶总督，招抚开市之事就是胡宗宪的主意。在胡的幕僚郑若曾执笔的《筹海图编》中曾提到嘉靖时的主事唐枢对商寇的认识，“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

    显然，胡、赵等人对唐枢的话深表认同。严嵩不主战的思想背后，已经初步具有推动通商互市的倾向，只是这种思想更多由赵文华出面来主张。严嵩在文官中的名声不佳，似乎让这种倾向缺少落地生根的外在环境，赵文华虽是其代言人，但其本身的分量却不足。

    碧血汗青在《明朝海禁以及倭患、王直和海商》中提到，王直在临刑前的公开遗言中曾长叹：“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死后，他的话很快得到应验。倭寇的活动并没有如明政府一些官吏们所想象的那样，因为王直这个“倭寇”头目的被杀而消弭下去，而是在王直死后达到高峰。

    1562年冬天，倭寇猖獗达到极点。以前倭寇充其量攻陷一座县城，这次动静大到直接攻陷了兴化府。曾被胡宗宪陷害入狱的俞大猷，这时升任浙江总兵，戚继光副之。早些时候，俞大猷有赖陆炳贿赂严世蕃和取得大学士徐阶的担保才得以脱身。

    此时徐阶已取代严嵩而位居首辅之位。当年，张璁为斗倒夏言，开启了明朝党争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