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家，山西人开设的有34家。按总经理籍贯分，52家账局中，除3家外，其他的也全由山西人在打理，在库伦、恰克图、莫斯科等地也有晋商的账局。19世纪50年代，北京159家当铺中，68.55%由山西人开办。1753年，全国有当铺18075家，山西省有5175家，占28.6%。

    当时在北京经商的平遥人很多，每到年底都要往家捎银子。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先把这些银子存放在北京西裕成分号，让雷履泰亲手写封信，告诉平遥总号谁在这里存了多少银子，平遥人可定时到平遥总号去领。开始还只是同乡之间帮忙，后来效仿者越来越多，雷履泰就与对方达成协议，收取一定费用，后来费用越滚越大，所赚的钱慢慢比颜料生意赚的钱还多，于是，雷履泰便借鉴“账局”的经验，把汇兑业务由同城扩大到了异地。

    生意中难免有银子和铜钱的兑换，雷履泰就借鉴“钱庄”（货币兑换机构）的经验，开展生意以外的银钱兑换；经商难免有借贷，雷履泰就借鉴印局（传统借贷机构）的经验，适当地放一点“印子钱”，即有利息的借贷。在这些设想日渐清晰时，西裕成的金融经营格局初步形成，雷履泰就劝财东改组西裕成为票号，获准。

    票号的要旨，在于异地汇兑和存贷，因此，扩大汇兑市场和范围至关重要。在雷履泰的主持下，日升昌很快就把异地汇兑业务由“北京—平遥—汉口”扩展到了全国。不几年，分号就达上百处，遍及天津、张家口、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35个城市。

    从中国金融行业百年发展的历程来看，中国票号创始人这个身份，足以让雷履泰获得“中国金融业百年最具影响力人物”的称号。

    1840年，雷履泰70岁寿诞，山西商会专门为这位票号先驱赠送了一块匾额，上书“拔乎其萃”四个大字。这种分量的评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明清中国商帮发展的前几百年中，独占鳌头的山西商人灿若群星，但从来没有哪一个商人或职业经理人获得过如此高的荣耀。

    雷履泰的首创票号之功，将山西商人的主体从盐商、外贸商人更进一步推进到了民营金融领域。他开创了一个让晋商更具核心竞争力的行业，并将山西商帮推向了辉煌500年的巅峰。

    日升昌也因此成为清朝票号业的“黄埔军校”。蔚家五联号总掌柜毛鸿翙、范凝晋，协同庆票号掌柜陈平远、百川通首任经理武大德、广西银行总经理王治臣等，都出自日升昌。

    雷履泰vs.毛鸿翙：两个人的较量

    “人养好儿子，只要养三个：大儿雷履泰，二儿毛鸿翙，三儿最无能，也是程大培。”这首歌谣曾经在中国票号的发源地——山西乃至整个晋商中广为流传。歌中所说的三个好男儿，不是别人，就是“汇通天下”的中国第一票号——日升昌的三位创始人，即大掌柜雷履泰，二掌柜毛鸿翙，三掌柜程大培。

    毛程二人都是雷履泰发掘出来的苗子。毛鸿翙是被雷履泰看中，从一家油面铺挖到西裕成的，两人所在的村庄相距只有5里地。毛鸿翙虽出身贫寒，但从小喜欢经商，不到30岁就被提升为副经理。程大培原在李家汉口分号做号内临时杂工，一次店里遭遇土匪抢劫，伙友都离号逃跑了，只有程大培未逃。之后，事态平息，伙友都以为铺号大受损失。不想，程大培在土匪来之前就已将号内银钱及账簿等贵重财物一一收拾好，埋在房院之内，铺号毫无丢损。这次劫遇有惊无险，程大培被正式吸收入号，不久便被委任为汉口分号掌柜。嘉庆（1796～1820）末年，程大培被调回平遥总号，提升为襄理。

    三驾马车的形成，为日升昌的兴旺发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日后山西票号核裂变一般的斗争，则是从雷毛二人的个人恩怨开始的。在雷毛之争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