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中纳盐的盐商到北上贩茶的贸易商人，再到“汇通天下”的票号，晋商的辉煌延绵了500多年。持续时间之长，纵观国内各大商帮，无与伦比。其发展历程起承转合，波澜壮阔，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耐人寻味的商帮。

    当山西票业还只有日升昌一家时，雷履泰与毛鸿翙的分歧，充其量是事关日升昌及其东家的兴衰。但在晚清，山西票业最具影响力的大掌柜毛鸿瀚与职业经理人李宏龄的分歧，却在事关山西票业历史发展的最关键节点上，让整个山西票业对未来失算，而毛鸿瀚对于属下的芥蒂之嫌，也让整个山西票号业因其心性而穷途末路。

    李宏龄的远见与执著

    晋商在明清时期称雄商界500年，以清朝山西票商所达到的高峰为最。但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的晋商，却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审时度势失误，以致接连错失天赐良机，等到醒悟过来时，已为时过晚。

    雷履泰从一开始就树立了其在中国票号业至高无上的地位，尽管这种地位受到毛鸿翙的强有力的挑战，但也不足以出其右。期间，时势曾给予山西票号一个超越雷履泰的机会，但主导山西票号业的精英群体却没有培育出一块承接这一角色诞生的思想土壤。

    在这中间，有一位人物离超越雷履泰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他叫李宏龄（1847～1918），是“蔚”字五联号之一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他21岁进入蔚丰厚，先后担任过蔚丰厚票号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庄经理。他是一个对事不对人甚至有点较真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遇事认真，而好直言”。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间尝自省，亦知非处世良策，无奈至性勃发，不能自禁”。

    但他不能控制的是时势的变化和总部的无动于衷。1904年3月，清政府决定试办户部银行，并颁布《试办银行章程》，户部尚书鹿钟霖邀请山西票号入股，并请山西票商出人组织银行，为此还派人到山西票号北京分号挨家挨户传递信息。

    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多数经理赞成这种提议，但山西票号为财东赋权下的大掌柜负责制，重大事项要经总号定夺，然而总号的回复竟是：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1904年8月16日和18日，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南洋官报》两次登载了《劝设山西银行说贴》。文章说，“银行为各国财政之命脉”，“晋省富商从速变计，早立一日之新基则早辟数年之大业”，“但愿晋省富商视创此银行实为山西全省生计所关，如同办理善举，盖办成则全省数百年养命之源；不办则数十年之内必东伙同归于尽”，但这些希冀并没有让事情有所转机。

    与山西票商的被动相比，江浙商人尤其是宁波帮商人则积极主动地承揽了这档子事。他们在上海乃至中国金融业的霸主地位也就是在此期间一步步酝酿而成。此前一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山西票号没有理睬。

    从1859年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成为第一个提出开办银行的中国人以后，容闳、郑观应、汪康年、依克唐阿、唐廷枢、李鸿章、马建忠等洋务派人物，都曾建议或作过开办银行的努力。直到1897年，这件事才在盛宣怀手里变成现实——中国通商银行成立。

    盛宣怀曾拼命挖山西票号熟手，他曾说“平遥有一巨手”，想聘请他来。即便此人不能来，他也决定要用有山西票号背景的人。为此，他委托熟人，愿其“再费神代为切而求之”。

    当时山西票号的掌柜，都因东家给予的顶身股而身价不菲，他们的忠诚度很高。没有更大的筹码和平台，新式银行想挖他们并不容易，所以当年袁世凯开办银行学堂时，选择从山西招了60个票号学徒。

    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