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扮演了外商银行和各钱庄之间“总清算”的角色。

    在1877～1895年，席正甫代表汇丰银行，共投放给清政府的大笔巨额贷款达610万金镑。期间，席正甫与清政府的洋务大员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英商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宝顺洋行的买办徐润等，被李鸿章拉出洋行来为清政府做事的先例，李鸿章也曾保举席正甫当官，要他为中国人做事，但是席正甫没有接受。他只是在李鸿章的保荐下，接受了二品衔的红顶花翎，赏穿黄袍马褂，和杭州的胡雪岩一样，成为沪上有名的“红顶买办”。

    席正甫为人极其低调，很少参加社会公共活动，即便是东山同乡的联谊也极少参与。马学强在《江南席家：中国一个经商大族的变迁》一书中称，他查阅了当年东山同乡会的活动记录，很少看到有关席正甫的记载，仅在光绪九年(1883年)重建静安寺的时候有过一次捐款。这个隐身在幕后的人，却在数十年中默默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家族网络，在上海的外资银行界逐一渗透，形成了一股可怕的席家势力。

    席家在上海金融界编织的这张网，堪比当年山西因盐起家的亦官亦商的王崇古、张四维家族。席温临终时，他曾告诫子孙：勿为官，勿出山。虽然席家子弟出了山，但在勿为官方面，恪守了祖训，并且席家所织之网更侧重于有商人背景而非政务的家族。

    1904年，70岁的席正甫去世，长子席立功接任了汇丰银行的第三任买办。去世前，席正甫跟湖南籍的上海道台袁树勋（任职时间：1901～1906）结成换过帖的拜把兄弟，为这个家族夯实根基。这是席正甫的深谋远虑之所在。

    1905年，席立功代表汇丰银行同清政府签订了借款100万英镑的合同；1913年，以汇丰银行为首的五国财团，又贷款2500万英镑给当时的袁世凯政府。这项借款是清政府与美、英、德、法4国银行1000万镑借款合同的延续，但资金才到位了10万镑，清王朝就覆灭了，袁世凯政府希望将此贷款改为“善后大借款”，以盐税为担保，并把贷款的4国列为北洋政府借款的优先权国家。

    1913年4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袁世凯派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为全权代表，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作最后的谈判，签署了借款《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借款总额为2500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47年；债券9折出售，扣除6%的佣金，净收入2100万英镑。

    借款为扣除偿还到期的庚子赔款和各种外债、遣散各省军队、抵充政府行政费外，仅余760万英镑，到期归还本息竟达6789万英镑。借款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4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为担保。在1915～1939年年初，关、盐两税用以偿还这项借款的本息银数共计383203981元，为实收银数的3.63倍。

    民国初年，孙中山将总统之位让与袁世凯，除手无兵权外，最大的原因便是经济压力。孙中山也曾试图以路矿税收抵押，向外资银行贷款，所得甚微，他当时也认为除举债之外，别无二途，但对于善后借款，他却以未经国会表决，挑起了国民党对于袁世凯的发难，并以此作为讨袁的一个借口，但在当年各省都督中，只有4省反对借款，通电赞成者有17省。

    从1874年到1925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汇丰银行向中国政府提供政治及实业贷款共82笔，共计3亿5千多万两白银。这些贷款，都是席正甫与他的儿子席立功在汇丰银行期间所做的事情，从此奠定了席氏家族在洞庭帮中的核心地位。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席氏家族演绎了中国金融史上的传奇：祖孙三代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