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又有南市和北市之分。地缘、乡缘、业缘和友情等各种关系交织在一起，使得钱业股东之间、经理之间以及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微妙。

    在1910年的上海金融风暴中，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席锡蕃（席嘏卿儿子）、茂和洋行买办陈逸清等持有大量股票，使洞庭山派钱业大受打击，一致倒闭，但苏帮程家在上海滩的地位仍很牢固。

    1917年，上海南北两市钱行组成上海钱业公会，拟订章程及业规，朱五楼（湖州人）被选为会长，秦润卿（慈溪人）、魏福昌（余姚人）当选为副会长，一同主持工作。尽管都是浙江人，但从股东派别看，前三任会长朱五楼和秦润卿二人皆执业于苏州程家钱庄。朱五楼在第二任会长期间常因病出缺，提议委托秦润卿代理会长职务，朱五楼的嘱托得到上海钱业界的一致赞同，后来秦润卿的表现也充分证明了朱五楼的慧眼，同时也保证了苏州程家钱庄在上海钱业公会领导层中的稳固地位。

    尽管当时的绍兴帮魏福昌、王鞠如先后担任过第一、二届副会长，但他们代表的是宁波镇海方家。镇海方家安裕庄，长期由绍兴王尧臣、王鞠如父子及徐长椿经营。

    从经理的派别看，初期公会领导人主要是宁波帮和绍兴帮。其中，宁波帮占主导地位。尽管绍兴帮钱庄势力后来居上，但一直没有改变宁波帮长期掌握公会会长之职的状况。《上海钱庄史料》记载说：“1921年上海有钱庄69家，其中绍兴帮占38家，绍兴帮田祈原在第三、四届均当选为唯一的副会长，并于1924年当选为会长。”

    1921年，田祈原卷入“信交风潮”，让绍兴帮声誉受到了一定影响。因卓越的领导才能和稳健的作风，秦润卿再次在钱业公会长期担任领导职务。1924～1935年的4届会长，均由秦润卿担任。期间，1929年，秦润卿与王伯元、李馥荪等接办天津中国垦业银行，将该行迁至上海，秦润卿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31年，钱业公会改组为上海市钱业同业公会，选举产生执行委员15人，秦润卿、胡熙生（余姚人）、俞佐庭（宁波镇海人）、裴云卿（上虞人）、严均安5人被选为常务委员。1933年任期届满进行改选，秦润卿虽辞去福源钱庄经理之职，但仍任公会主席。

    1933年上海有钱庄72家，其中绍兴帮占37家。在1936年上海55家钱庄的经理中，来自绍兴帮的最多达27人，宁波帮16人，苏州洞庭帮7人，上海本地帮3人，镇江帮2人。之前一年的选举中，何衷筱（绍兴上虞人）任第十届主席，第十一届主席为邵燕山（绍兴诸暨人）。1946年2月，上海市钱业同业公会改组为上海市钱商业同业公会，此后两届的会长都由宁波镇海人沈日新担任。

    1935年，上海再次发生银钱业风波。这次风波表明，钱庄不再拥有在上海开埠初期的优势，而处理善后事宜的“上海钱业监理委员会”的成立，更表明钱庄已不得不接受官僚资本的控制与监督。钱庄不再是商业贸易赖以进行资金划拨清算的所在。也就是在这时，绍兴帮取代宁波帮占据了钱业的头把交椅。

    宁波人在钱业中的优势也在此前后逐渐转移至银行业中，而钱庄处于银行的从属地位。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的调查报告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上海的银行资本为2.421亿元，与宁波人有关的银行资本为1.968亿元，占上海的银行总资本的80%以上。同年，上海共有丝厂97家。在已知经营者籍贯的90家中，浙江人经营的达58家，占64.4%。

    至1935年，中国国内共有147家民族银行。其中，由中央和地方当局开设的有47家。在剩下的100家商业银行中，11家由宁波人独资经营，13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