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是两个“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

    刨除复辟帝制的因素，人们似乎并不愿意看到外界对羸弱的北洋政府的挑战，但就挑战这一事实本身所形成的平息挤兑的结果，却让各方皆大欢喜。1916年5月30日，44岁的宋汉章被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宋汉章后以公务繁忙为由未就，68岁的朱葆三被第二次选举为会长。7天后，袁世凯在郁愤中病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央政府财政困难，但受1920年新银行团协议的限制，又不能向外国贷款，这使得中国银行家们处于优势地位。《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写道：

    中国的新式银行被外国银行截断了向对外贸易提供贷款的渠道，又被旧式的钱庄堵死了向国内贸易网提供资金的通路，于是就利用政府增加国内借款所提供的机会获利……

    北京银行家协会体现了当地金融界的团结和力量。它在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中的影响力可以和上海旗鼓相当。1920年12月6日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在上海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它警告政府，如果想得到资金，就必须缩减军费开支，调整内债，改革币制。用张嘉璈的话来说，银行家们的不妥协态度只不过是“他们爱国心的表现”，“他们准备为任何有助于国家的公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这些新式的银行家与历届政府保持了若即若离的关系，既不愿与历届政府走得太近，也不愿弃业做官。1927年，南京政府曾邀陈光甫出任财政部次长，以作为其积极合作的回报，但被陈光甫拒绝，张公权、徐新云等人也多次婉拒到政府中任职。他们社交广泛，注重扩展社会联系网络，包括结交达官显贵，但着眼点不在做官当政客，而是为发展金融业、经营银行业务创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不仅如此，这些银行家还相互渗透，以保持他们在时政中的力量。到1931年，有6位上海银行家每人参加了5家以上的上海各银行的董事会，有15位银行家每人同时在3家以上的银行中兼任重要职务。到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后，其他商人家族的光环慢慢消退，中国经济逐步被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四大家族组成的新的垄断集团所控制。

    这四大家族横跨三个区域商帮，蒋介石是宁波人，父亲继承祖业经营盐铺。陈氏兄弟出身于湖州丝商家庭，他们的叔叔是辛亥革命的元勋陈其美。陈其美与蒋介石是拜把兄弟，都是广东人孙中山的追随者，蒋介石就是由陈其美介绍给孙中山的。孔祥熙曾是壳牌火油的山西总经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把阳泉所产的铁砂运往天津出口获利，并创办裕华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枢纽，逐渐成为山西首富。之前，孔祥熙曾任由美国人拨款而在太谷建立的欧柏林大学分校（即铭贤学校）校长。

    宋子文，广东文昌（今海南）人，他的父亲宋嘉树小时候投靠过一位在美国波士顿经营丝茶生意的远房舅舅，这一经历让这个家族之后与美国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宋子文曾在盛宣怀手下任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秘书，后应孙中山之邀出任广州大元帅府英文秘书兼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中央银行总裁。

    在四大家族中，除陈果夫没有留洋经历外，其他人都曾留学海外。宋子文留学美国，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孔祥熙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先研习矿物学，后获理化硕士。这两人都当过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厅长。孔祥熙曾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此间结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子文的妹妹宋霭龄，并与之在日本横滨结婚。

    与宋霭龄一样，她的妹妹宋庆龄、宋美龄都曾就教于美国教会办的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宋霭龄之后介绍宋庆龄继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孙中山与宋庆龄在孔祥熙与宋霭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