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毓汶在梁鼎芬身上打主意，要泡制一服专为李鸿章服用的“开心顺气丸”，就是要翻这件案子。慈禧太后对清流本就厌了，也怕将来修清漪园的时候，言官会冒昧谏阻，觉得“杀鸡骇猴”一番，亦是高明的手法，因而同意醇王的奏请，颁发了一道上谕：“国家广开言路，原期各抒忠谠，俾得集思广益，上有补于国计，下有裨于民生。诸臣建言，自应审时度势，悉泯偏私，以至诚剀切之心，平情敷奏，庶几切中事理，言必可行。

    上年用兵以来，章奏不为不多，其中言之得宜，或立见施行，或量为节取，无不虚衷采纳，并一一默识其人，以备随时器使。至措词失当，从不苛求，即陈奏迂谬，语涉鄙俚者，亦未加以斥责。若挟私妄奏，信口讥弹，既失恭敬之义，兼开攻讦之风，于人心政治，大有关系。

    恭读高宗纯皇帝圣谕：‘中外大臣，皆经朕简用，苟其事不干大戾，即朕亦不遽加以斥詈；御史虽欲自著风力，肆为诋讪，可乎？’又恭读仁宗睿皇帝圣谕，‘内自王公大臣，外自督抚藩臬，以至百职庶司，如有营私玩法，辜恩溺职者，言官据实纠弹，即严究重惩。若以毫无影响之谈，诬人名节，天鉴难逃，国法具在。’等因；钦此，训谕煌煌，允宜遵守。

    如上年御史吴峋，参劾阎敬铭，目为汉奸；编修梁鼎芬参劾李鸿章，摭拾多款，深文周内，竟至指为‘可杀’。诬镑大臣，至于此极，不能不示以惩儆。吴峋、梁鼎芬均着交部严加议处。

    总之，朝廷听言行政，一秉大公，博访周咨，惟期实事求是，非徒博纳谏之虚名。尔诸臣务当精白乃心，竭诚献替，毋负谆谆告诫之意，勉之！慎之！”

    吏部奉到上谕，立刻议奏，吴峋、梁鼎芬应降五级调用。这是“私罪”，所以过去如有“加级”、“纪录”等等奖励，则不能抵销。

    这个结果，惹得清议大哗。言官论罪，本就有闭塞言路之嫌，决非好事，而况律法不咎既往，已经过去的事，翻出来重新追论，不但对身受者有失公平，而且开一恶例，以后当政者如果想入人于罪，随时可以翻案，岂不搞得人人自危？

    话虽如此，但此时言官的风骨，已大不如前，看上谕中有高宗和仁宗两顶大帽子压在那里，吓得不敢动弹。同时认为吴峋和梁鼎芬当时持论过于偏激，亦有自取其咎，要为他们申辩，很难着笔，便越发逡巡却步了。

    不过，私下去慰问吴、梁二人的却很多。吴峋不免有悲戚之色，而梁鼎芬的表情，大异其趣，颇有“无官一身轻”的模样。因为这年正是他二十七岁，想起李文田的论断，一颗心便拧绞得痛，而现在冷镬里爆出个热栗子，忽得严谴，算是过了一道难关，性命可保，如何不喜？

    只是性命可保，生计堪虞。编修的官阶正七品、降五级调用，只好当一个仅胜于“未入流”的从九官末官，在本衙门只有职掌与誊录生相仿的待诏是从九品，从来就没有一个翰林做过这样的官。所以这个降五级调用的处分，对梁鼎芬来说，等于勒令休致，比革职还重。

    革职的处分，只要风头一过，有个有力的人出面，为他找个劳绩或者军功的理由，一下子便可以奏请开复。降官调用就非得循资爬升不可了。

    因此，接奉严旨之日，应付完了登门道恼的访客，到晚来梁鼎芬要跟一个至交商量今后的出处。这个人就是文廷式。

    文廷式此番是第四次到京城。上一次入都在光绪八年，下榻栖凤苑中，北闱得意，中了顺天乡试第三名，才名倾动公卿，都说他第二年春闱联捷，是必然之事。那知到了冬天丁忧，奔丧回广东，如今服制已满，提早进京，预备明年丙戌科会试，仍旧以栖凤苑为居停。

    在梁家的听差、丫头和老妈子眼中，他的身分象舅老爷，因为穿房入户，连龚夫人都不须避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