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自起程回国。这是我们内部整饬官常，与贵国的交涉无关。”

    这番解释总算在理上站得住，凯阳德无奈，怏怏而去。董恂灵机一动，认为止好借此钳制舆论，便跟沈桂芬商议，托出人来，到处向清流和言官打招呼：朝廷的处境甚难，千万忍耐，不可再闹，否则改议条约一事尚不知如何措手，而凯阳德那里节外生枝，又起纠纷，殊非国家之福。

    因此内阁的会议便压了下来。但十八款条约已见于邸抄，喜欢发议论，上条陈的张之洞，一看是个好题目，两天两夜不睡，写成了一道三千言的奏疏，单衔独上，先分析条约中最荒谬的数事，痛斥崇厚“至谬至愚”，说是“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而“改议之道”有四：计决、气盛、理长、谋定。

    计决是要“借人头”示决心，认为崇厚已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则可杜俄人之口”，所以“力诛崇厚则计决”。

    所谓“气盛”是诏告中外，指责俄国理屈。接下来建议，且将伊犁搁在一边，不必亟亟于争着收回，则崇厚所擅许的条约，既未奉“御批”，好比春秋战国的诸侯，会盟而未歃血，不足为凭。这就是“理长”。

    整篇文章的重心是在“谋定”。虽是纸上谈兵，倒也慷慨激昂。张之洞主张分新疆、吉林、天津三处设防，责成李鸿章破敌，他振振有词地说：“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縻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伏请严饬李鸿章，谕以计无中变，责无旁贷，及早选将练兵，仿照法国新式，增建炮台，战胜酬以公侯之赏，不胜则加以不测之罪。设使以赎伊犁之二百八十万金，雇募西洋劲卒，亦必能为我用。俄人蚕食新疆，并吞浩罕，意在拊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忧也，李鸿章若能悟英使辅车唇齿，理当同仇。近来之立功宿将，如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刘铭传、善庆、岑毓英、郭松林、喜昌、彭楚汉、郭宝昌、曹克忠、李云麟、陈国瑞等，或回籍，或在任，酌量宣召来京，悉令其详议筹策，分驻京通津站，及东三省，以备不虞。山有猛虎，建威销萌，故修武备则谋定。臣非敢迂论高谈，以大局为孤注，惟深观事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政权，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无论我之御俄，本有胜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常，臣料俄人虽战，不能越嘉峪关，虽胜，不能薄宁古塔，终不至掣动全局。

    旷日持久，顿兵乏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及今一决，乃中国强弱之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足可一战，若再越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尽澌，欲战不能，而俄人行将城于东，屯于西，行栈于北，纵横窟穴于口内外通衢，逼胁朝鲜。不以今日捍之于藩篱，而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

    这时回疆新定，士气奋发，所以主战的不止张之洞，翰林、御史纷纷上奏，意气风发，自在意料之中。在意料之外的是，竟连向不过问洋务的万青藜，以及坐享安闲岁月，不与朝政的肃亲王隆勤，亦大发同仇敌忾的议论。

    谈这件事的奏折，一下子有十几件之多，而且都是长篇大论，征引今古。慈禧太后相当辛苦，慈安太后帮不了她的忙，只有深宵灯下，在李莲英悄然侍立之下，一个人仔仔细细地从头看到底。

    尽管慈禧太后对处理政务，已学会了少动感情，出以冷静的要诀，但看来看去是那些理直气壮，大张挞伐的语句，内心不免也有些激动。洋人的铁甲兵船，诚然是利器，但在陆路上亦未见得不能一拚，而况左宗棠斗志既盛，士气亦旺，张之洞的条陈，似乎有些道理。

    她心里不断这样在冲动，但跟洋人开仗，到底是件非同小可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