纶“阳主战以排和，阴实望和而怯战”，却是一针见血之论。

    不过参得虽然厉害，帮张佩纶讲话的人也很多，这完全是二李——李鸿章和李鸿藻的关系。有人说，张佩纶屡有“先发”的建议，朝廷为保全和局，又恐误伤他国兵船，引起意外纠纷，所以不曾允许。说起来，此人还是有才具的，人才难得，不妨责以后效。

    又有人说，张佩纶到福建不久，情形不熟，布置欠周，情有可原。其中最有力的辩解，直接来自李鸿章，他说：“福建的炮台，兵轮不足以抵御法军，本在意料之中。福建的炮台，不知如何做法，听说炮口完全向外，所以法国军舰，可以由内而攻，这是“失势’”。

    炮台不能转动，是他的同年何璟的“七年经营”，李鸿章早就知道，故意说是“不知如何做法”，无非为了庇护张佩纶，只好“嫁祸”老同年。

    他又说：“中国兵轮开办未久，船不如人家的精坚，操练不如人家的纯熟，断难抵敌是中外尽人皆知的事。”这段话既为张佩纶卸责，亦为他自己解释，何以必须委屈求知？

    谈到醇王所一直主张并希望的“诱敌登岸，设伏出奇”，他认为必须有后膛枪、后膛炮才谈到此。而各省都没有后膛枪，“后膛轻炮”亦很少，徒恃肉搏，难有把握。而置备后膛枪炮，甚费财力，北洋累年经营，勉强算有了规模。这意思是不可深责闽军守厂不力。

    以下又论南洋的战备，说长江水宽而深，是用水师之地，吴淞、江阴等处炮台，亦坚固可用，但是“敌船虽或受炮击损，其机器皆在水线下，仍可驶行。”接着他引用前两年由北洋衙门翻译印刷的一本《防海新论》，其中所叙美国南北战争的战例，证明他不是欺骗没有见过兵舰的人。

    至于谈到布设水雷，确为“阻河”最得力的利器，但马江宽至十余里，甚至数十里，何能遍设。总而言之，他的意思是，马江战败，不是张佩纶的责任。而就此刻来说，什么地方也不能阻止外国军舰侵入，更不能与外国军舰对敌。

    就为了这些理由，使得慈禧太后除了黯然长叹以外，无话可说。当然，张佩纶的责任不能不追究，左宗棠就要到福建去了，正好派他就近查办。

    议和的事，倒象有转机了。杨约翰特地由北京到天津去看李鸿章，说接到美国京城来的电令，法国已要求美国出面调停。美国的意思，中国如果肯让步，法国亦必采取同样的步骤，在相互让步之中，总可以想出一个顾全彼此体面的办法。杨约翰又表示，他是专诚为此事而到天津来的。言外之意，中国须看调人的面子。

    中国如果让步，自然多少要赔兵费，而煌煌上谕，已经剀切告诫，凡有主张赔偿的，一定治罪。所以李鸿章的电文中，根本不敢提兵费二字。

    总理衙门当然不敢转奏。同时对法国求和的诚意，亦很怀疑，因为据上海、香港、福州等地来的电报，孤拔可能顾虑马江沉船塞口，归路断绝，不敢在福州登陆，却有窥取基隆的模样，增援的船只之中，有一艘载有挖煤机器，更为意在基隆煤矿的明证。

    果然，八月十三，孤拔第二次攻击基拢

    第一次是在马尾之战二十天前的六月十四。孤拔率领战舰六艘，载陆军三千，直到基隆，分舰三艘，窥台湾四大港之一的沪尾——淡水港。

    台湾的防务，共分五路，大甲溪到苏澳为北路，由提督曹志忠领兵四千防守，最近增防，调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率领所部三营，专责防守台北府。此外又有章高元的淮军，杨金龙的湘军，章、杨二人亦都是提督，加上刘铭传一共是五颗红顶子守台北到基隆这一线。

    六月十五，孤拔一面开炮轰击，一面派兵一千登陆，曹志忠、章高元力战却敌，阵斩法军中队长一员，士兵一百多，夺获联队旗两面。法国陆军后退登舰时，掉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