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福瑱的行踪，大致是清楚的，由金陵走广德，经皖南走江西，由新城到石城，江西臬司席宝田，穷追不舍。据说洪军残部保护着他们的“幼主”，杂在难民丛中，白天休息，夜里燃香为呼应的记号，摸黑而行，踪迹极其隐秘。

    上谕一再追索，始终没有好消息来。到了九月里，京城里忽有流言，说洪福瑱已为湘军营官苏元春所生擒。席宝田得到消息，派了专差去要人，苏元春不肯交出，直到席宝田自己去要才要了来。

    当时有人为席宝田指出，苏元春难道不知道这是大功一件，为什么有放掉洪福瑱的意思？他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曾氏兄弟的提报中，大张其词，说伪“幼主”已“阀门自焚”，现在又出来一个伪“幼主”，朝廷追究其事，曾氏兄弟必然迁怒，随便找个题目，就可致人于死地。因此劝席宝田不要多事。

    席宝田默不作声，把洪福瑱解到南昌，由巡抚沈葆桢亲自审问。这已是瞒不了的一件大案，等沈葆桢奏报到京，朝廷不知作何处置？那些对曾国藩、曾国荃不满或者心怀妒嫉的京官，都在谈论此事。旗人中的许多武官，尤其起劲。湘军的声名，早成他们痛心疾首的根源，自然是抱着幸灾乐祸之心，期待着曾氏兄弟会获严谴。

    消息证实了。十月初，沈葆桢派专差赍折到京，奏折里没有提到苏元春的名字，说是席宝田部下的游击周家良——据传就是奉席之命到苏元春那里去要人的那个武官，于“石城荒谷中将洪幼逆拿获”。这自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恭王和军机大臣们心里的一块石头可以放下了。

    但是，在表面上，恭王把江西的奏折看得似乎无关紧要似的，这是他故意要冲淡其事，好为曾国藩留下开脱的余地。他的想法没有错，夸大其词的是曾国荃，曾国藩既未亲临前敌，又何从去考察他老弟的话是真是假？只是依体制上来说，要谴责曾国荃，那曾国藩就逃不掉“失察”之咎。投鼠忌器，为了保全曾国藩，不得不便宜他那个老弟，把金陵城破之日，曾国荃和他的部下，忙着劫取财物，致使首逆漏网的大过失，置而不问。

    “曾国荃可以不问，沈葆桢不能不赏。”慈禧太后问道：“该怎么样奖励，你们计议过没有？”

    “该奖的人还很多。”恭王答道：“象鲍超，他是曾国藩手下第一名骁将，在江西打得很好，也该封个爵。”

    “封爵？”

    “是，封爵。李臣典都封了子爵，鲍超自然也值。”

    “朝廷的恩典，实在要慎重。”慈禧太后慢条斯理地，是准备发议论的神气，“曾国藩封侯，应该。另外那些伯、子、男，可就太滥了一点儿。你看，那个姓洪的小孩子……。”

    “是！”恭王抢过她的话来说，想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一言表过：“曾国荃告病回籍，李臣典已经病故，萧孚泗丁忧开缺，事情都已过去，请太后不必追究了。”

    这种陈奏的态度，慈禧太后大为不快。但不快又如何呢？

    难道还能放下脸来说他几句？只好隐忍在心里。

    “现在东南军务，大功告成，浙江全省的恢复，左宗棠的功劳，决不下于李鸿章，应如何激励之处，请旨办理。”

    慈禧太后不即答话，先看了看慈安太后——曾国荃封伯一半是她的主张，自觉做错了一件事，所以这时不肯开口。

    于是慈禧太后故意这样答复：“你瞧着办吧！”

    “臣拟了个单子在这里。”恭王把早捏在手里的一张纸，呈上御案。

    慈禧太后看着念道：“江西巡抚沈葆桢，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给头品顶戴；署浙江提督鲍超，一等子爵；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左宗棠，一等伯爵；浙江布政使蒋益澧，骑都尉世职。”

    念着单子，慈禧太后在想，恭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