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正也就是审问属实，快将结案的时候，于是加紧办理，在中秋后一天出奏，叙明经过事实以后，李鸿章这样评断：“该犯冒充园工监督，到处诳骗，致洋商写入合同，适足贻笑取侮，核与‘诈称内使近臣’之条相合。其捏报木价，尚属轻罪，自应按照‘诈传诏旨’及‘诈称内使近臣’之律，问拟两罪，皆系斩监候，照例从一科断；李光昭一犯，合依‘诈传诏旨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该犯所称前在军营报捐知府，是否属实？尚不可知。但罪已至死，应无庸议。查该犯素行无赖，并无家资，实藉报效为名，肆其欺罔之计，本无存木，而妄称数十年购留；本无银钱，而骗惑洋商到津付价；本止定价五万余元，而浮报银至三十万两之多，且犹虑不足以耸人听闻，捏为‘奉旨采办’及‘园工监督’名目，是以洋商竟有称其‘李钦使’者。足见招摇谬妄，并非一端。迨回津后，恶迹渐露，复面求美领事代瞒木价，致法领事照请关道，将其拘留，诚如圣谕：‘无耻之极’，尤堪痛恨。此等险诈之徒，只图奸计得行，不顾国家体统，迹其欺罔朝廷，煽惑商民，种种罪恶，实为众所共愤，本非寻常例案所能比拟，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

    皇帝看完这道奏折，心里便想，本年慈禧太后四旬万寿，停止勾决，斩监候就得等到明年秋后处决，让李光昭多活一年，犹觉不甘，所以批了个“着即正法”。

    修圆明园一案，随着李光昭的人头落地而结束。眼前的大事，就只有两件了，一件是对日交涉。日本的专使大久保利通，八月初四在总理衙门，与恭王、文祥等人当面展开交涉，首先就辩论“番地”的经界。大久保利通的目的，是想“证明”台湾的“生番”，不归中国管辖，这都是毛昶熙一句话惹出来的祸，恭王和文祥当然不能同意，就这样反复辩论，一拖拖了半个月。

    第二件大事，就是慈禧太后四旬万寿的庆典，而这一件大事，又与第一件大事有关。恭王等人都知道，停止园工，慈禧太后内心不免觖望，为了让她的生日过得痛快些，应该将对日交涉，早日办结，只是这层意思，决不能透露，否则为对手窥破虚实，就可以作为要挟的把柄了。

    在大久保利通，亦急于想了结交涉。因为看到中国在这一重纠纷上，已用出“狮子搏免”的力量，一方面派沈葆桢领兵入台，大修战备，不惜武力周旋；一方面李鸿章在天津与美、法公使，接触频繁，争取外交上的助力。原本是自己理屈的事，迁延日久，骑虎难下，真的打了起来，未见得有必胜的把握，不如见风使帆，早日收篷，多少有便宜可占。

    因此，大久保利通，表面强硬，暗中却托出英国公使威妥玛来调停，就在这时候，沈葆桢上了一个奏折，说是“倭备虽增，倭情渐怯，彼非不知难思退，而谣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吓，迁就求利。倘入彼彀中，必得一步又进一步，但使我厚集兵力，无隙可乘，自必帖耳而去。姑宽其称兵既往之咎，已足明朝廷逾格之恩，倘妄肆要求，愿坚持定见，力为拒却。”

    恭王与文祥都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所以当威妥玛转述日方的条件，要求赔偿兵费三百万元时，文祥答得极其干脆：“一个钱不给！”

    调停虽然破裂，恭王却密奏皇帝，说交涉一定可以成功。听得这话，皇帝乐得将此事置之度外，巡视三海，巡幸南苑，驻跸行围，看神机营的操，看御前王大臣及乾清门侍卫较射，到九月初才回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