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并投入社保基金，中国应防止垄断性国企成为满足少数人利益的工具，国企既然是全民所有，理应让全体人民受益。

    实现国企分红的一个重要障碍在于，国企利益集团化导致国企实际控制权被小集团操纵，一些国有企业在改革发展中，内部管理权力近亲繁殖，权力结构逐渐被企业高层家族成员或利益圈子的成员垄断，财产资源逐渐被小集团占有或借用，这就造成一些国企发展的成果被少数人享有。

    西方发达国家对国有企业有健全的监督控制体系，以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在这些国家中，国会或议会对企业的监督主要通过审核企业年度报告、法律执行情况和提起诉讼等方式来行使监控权。

    英国法律规定，国有企业要向议会提交年度报告和账目，议会通过经常听取企业的财务报告，监督和审核国有企业经营状况。

    美国国会有权传国有企业的行政官员到国会作证和陈述法律执行情况及政策落实程度。

    法国国会通过调查和诉讼方式对国有企业监督，并且法律对诉讼提起条件、程序、诉讼和解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规定，议会监控提高了监控权威性。

    因此，要杜绝国企利益集团化，必须把对国企领导的考核与控制落到实处，要明晰监督主体，界定监督职权，同时要严刑峻法规定对监督主体失职和对监督客体具有威慑作用的法定诉讼权，同时还要通过司法、人大等机构对监督人员进行必要的监督，以杜绝监督人员与企业领导以串谋独占全民利益的机会。

    四、走向社会和谐

    以上三点仅是笔者认为对于保持长远发展最为重要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依赖诸多其他条件，比如短期来看中国需要应付经济过热问题，需要综合运用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这些方面，笔者也都表明过观点，中国日益走向大型开放经济时应更加注重汇率政策。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可或缺科学的制度保障，丁学良说，制度落后才挨打，这是对的。我们常说要实现各种现代化，却没有人认识到制度也要现代化、科学化，什么是科学的制度呢？

    科学的制度正是一种可以保障持续发展的制度，而不是像封建王朝一样遵循一种可怜的生命周期。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与黄炎培先生的一段谈话非常发人深省。黄炎培对毛泽东吐露诤言：“我生60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力。”毛泽东回答他：“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相信以上的话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我们在世界银行的长期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很容易陷入经济腐败、不平等、暴力和社会动荡甚至内战的恶性循环，其中腐败是关键环节。

    腐败是一种寻租行为，特权阶层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经济资源配置，为自己谋取私利，是极不公平、严重违背社会正义的分配方式。

    同时，腐败和政府低效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共同构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严重损害了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

    腐败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抑制私人部门的正常发展，给穷人造成巨大的伤害。

    我们的研究表明，腐败与社会、经济严重不平等之间确实存在着因果联系。根据世行估算，控制腐败、改善政府效率在较长时期可以使人均收入增长4倍。

    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控制腐败力度从低度到中度、从中度到高度（世行把控制腐败力度分为低、中和高三种水平），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