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工业处于全球经济价值链的最低端，低技术企业的利润过薄，对外不具议价能力，对内则对成本变动高敏感，更无力进行研发以实现产业升级来承受需求冲击。曹建海老师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曹建海：我的观点是，全球经济的失衡模式已走到尽头，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过度储蓄与过度出口的模式的崩溃，中国出口将在中美经济的两极互动中出现结构性和总量性的同步下滑。

    对于中国来说，徘徊于廉价劳工模式的外向型经济的潜力已释放殆尽，低技术经济发展模式已到末路。

    叶楚华：的确，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时候转移到依靠人力资本上来，不能再继续依靠剥削劳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1994年曾做过判断：“东亚的经济增长模型，不可能持续”，当时他这个话是针对亚洲“四小龙”的。为什么？因为他们8%～9%的GDP增长中75%耗费的是人力和物力。幸运的是后来四小龙技术转型成功了，保持了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日本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危机，制造业所受影响并不大。由于日本拥有一流的技术能力，不仅未出现制造业大批破产的现象，反而在海外积累了巨额产业资本。以日为师，是今天中国的一条好路子。

    此外，关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许多学者都提到藏富于民是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历史证明的一条经验，比较早的是郎咸平提到这个问题，最近则包括谢国忠、陈志武和张维迎提倡国企分给老百姓，还富于民，邹老师好像也对此有过关注，您的看法如何？

    邹恒甫：要保持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藏富于民是必要条件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我原则上同意陈志武、谢国忠以及张维迎等提出的把国企民有化的主张，就是说将国有资产中的一部分股权划拨给社保基金，将剩下的注入公民权益基金均分给老百姓，以实现还产于民，藏富于民。

    此外，中国还需要在社保和民生工程方面下大力气，目前是要用好这4万亿的投资，政府可以考虑多在民生问题上加大力度，拿教育、医疗与养老保险这三项来说，我看到的资料数据是30年来，我们共投入1700亿元不到，只占基础设施的1/6，占GDP的1%，从这个比例上来说，我们的社会福利工作还是需要再加大投入。我在世界银行工作，了解的数据是：美国对这三项的投入一般是占GDP18%～24%，加拿大是36%～46%，而北欧国家则更多，高达40%～50%。我们中央提倡的是建设和谐社会，那如何建设呢？

    这需要消除贫富的两极分化，需要加大国民的福利工程。此次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的放缓，可能正是中国在经济上加大建设和谐社会的机会，只要构建了经济正义，中国就可在危机中走向长远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对中国长期发展的两个忧虑

    叶楚华：总结一下，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至少需要具备三个基本的必要条件，即技术进步、藏富于民、推动民生工程。但是，经济发展也离不开政治和制度等问题，仅就经济谈经济就未免偏颇了。邹老师对中国的制度性问题有什么忧虑呢？

    邹恒甫：不仅是制度性问题，还有道德问题，市场经济离不开法制，也离不开道德体系，所以从经济以外的角度，我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有两个忧虑。

    第一是制度失衡问题。

    当代中国的国家具有强烈的物质主义精神，倾向于追求国家对物质财富的控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体现为国家对物质的直接占有，此后则表现为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迷恋，由此形成了以GDP为核心的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各级官员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政府权力的运作就偏离了常态政府的合理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