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即能够从制度上保障对生产要素所有权的自由买卖。可现实的矛盾是，如果地方政府采取最严格的方式拍卖土地，将会导致社会财富向政府层面、开发商和拥有多套住房的社会阶层迅速集中，在税收增长超过GDP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将会加大企业的经营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并诱发地价暴涨、失业增加等宏观经济问题，这是理性的市场经济政府最应当回避的。

    三、中国要寻找下一个接棒者

    叶楚华：我很佩服曹老师，不像有的地产专家仅仅把矛头指向地产商，避而不谈更大的庄家——地方政府。事实的确如此，不但大城市人们深受其苦，就是县域之内，那些打工仔辛苦积蓄20年，到头来到城里买一套100平米的房子（县城房价一般都在2000元/平米左右），一下子就花光了，而这其中的10万元以上是到了地方政府的腰包，相当于打工仔为地方政府劳作了十年。

    中国的劳工真是很辛苦，受到双重盘剥：资本家和地方政府。

    谈了这么多国内问题，现在我想转换一下角度，中国已经日益走向一种大型的开放经济体，在全球视野下，中国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定位呢。刚才邹老师也谈到美国，谈到中国要向美日欧学习，我觉得除了学习他们的福利和社保制度，学习他们的技术创新和藏富于民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习他们的“剥削”精神——把自己的富裕建立在虹吸别国的物质资源和产品的基础之上，这是所有发达国家的共同特征，也是一个国家之所以发达的必要条件，离开了这一点，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

    第三产业比重高被当做发达国家的标志，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基础上的国际分工的问题，关着门来讲提高某国的第三产业比重，是一个伪命题。打个比方说，发达国家A国人口是10人，发展中国家B国20人，A国7人从事第三产业，3人从事一、二产业，B国14人从事第一、二产业，那么A国正是利用其先进的品牌、技术、金融服务业等，以大大超出其价值的垄断价格大规模交换了B国的物质形态产品，A国才成为物质丰富、百姓富裕的发达国家。

    说白了，富裕国家之所以富裕，之所以大多数人可以从事非物质形态的行业而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乃是因为，发达国家用具有垄断性的、稀缺的、无形的东西去大量交换了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性的低价物质产品。这不但在国与国之间使用，就是在一国之内，农民比城里人穷，很大原因也在于城里人的产品比农民的产品更具垄断性和稀缺性，而农民只能生产近似于完全竞争的农产品，经济学告诉我们，完全竞争市场价格是最低的，低到利润为零。现在假定B国就是中国，中国要转变为A国那样的国家，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拥有了品牌、技术和服务业优势，第二是中国成功找到一个接棒者C国为中国生产物质形态产品。

    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这两个条件，需要国家意志的引导。这一点要向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看齐，当年他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中国就是他们的接棒者，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寄生在中国大陆的无数物质产品劳动者身上的，我们不能永远安于被人寄生，而要找下一家接棒者。

    非洲会是一个好的选择。经济危机条件下，发达国家正在从新兴市场抽离资金，这是中国的机会，我们对非投资，可以大规模转移国内过剩产能。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矿业将进入新一轮衰退期，矿产品价格进入低位，使以出口矿产品为主要外汇来源的国家外汇资金更加紧缺。非洲对外资、外援的需求更迫切。这就为我国国内企业投资非洲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国内部分产业生产加工能力的富余，增加了我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动力和压力。

    从目前看，非洲是我国比较理想的投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