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场对建筑物受灾情况做过考察，感触很深，便在紧张的施工之余，独立进行了关于工程抗震的科学研究；所撰写的科技论文《关于提高砖砌体抗震性能的探讨》，发表在国家级学术刊物《建筑技术》上。鉴于他的施工技术水平与科学研究成果，由工程师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1971年秋天，工地由于暂时没有技术人员，把一座45米高的烟囱砌得弯弯曲曲，构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公司召开了现场会，决定拆除重砌，并指定解思忠在继续做小工的同时，负责该项工程的施工技术。对既没有施工经验、又得做小工的解思忠来说，这的确是个考验。由于他的敬业与严谨，竣工后经仪器测量，垂直误差居然为零，在公司一时传为佳话；他自己也因此而很快被任命为施工技术员，在同一批分配来的40多名大学生中最早结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解思忠上学的那个年代，还没有现在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从小学四年级初小毕业升高小就开始淘汰了，高小毕业后升初中又是一次淘汰；而最严酷的一次淘汰是1961年初中毕业升高中——由于国家正值困难时期，压缩招生比例，当地的录取率仅为百分之十几。这样层层淘汰的结果，使得小学毕业时一个班的同学中，最后只有他一人上了大学。

    这次工作调动，意味着解思忠走出了秦岭大山，离开了大西北，同时也结束了风雨10年、给他留下太多难忘记忆的建筑工地生活。这次工作调动，标志着解思忠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从此，便由基层施工单位进入中央国家机关，走上了从政之路——尽管这是他此前从未想过的，也并非是他所刻意追求的。

    从上初中开始，解思忠便开始利用假期和课余勤工俭学；有时到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有时采集洋槐树籽去卖。初中毕业刚参加完升学考试，他就和一个小伙伴进山割草，饿了啃干粮，渴了就用手掬着喝洼地上积存的雨水；傍晚，两人用独轮车把割的草运出山，晚上就在附近一个同学家的土炕上和衣而睡。一个假期下来，割草卖了30多元钱，解决了上高中后的学习费用。

    12岁那年，解思忠到10多里远的县城去上中学，从此便离家独立生活。当时家中依然困难，为了省钱，他长期自带干粮，入学校的“水灶”——每月交两元钱，只喝食堂的开水；一天三顿饭几乎都是开水泡馒头，再放些盐，连咸菜也不买。冬天，馒头冰冻后用手掰不开，就在门边砖墙的棱角上用力去砸，边砸边把散落在地上的小碎块拣起来放进盛着开水的碗里——后来水就变凉了。到夏天，馒头很快会长出绿毛，他用手擦一擦便吃了下去；有时甚至会霉变成白色的松散物，也只好就那样吃下去。

    1966年夏天，解思忠即将升入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的家庭出身问题当时虽已向有关方面提出，却尚未做出结论；所以，仍然被视为“黑五类子女”，拒之于“红卫兵”组织的大门之外。由于压抑、苦闷，他尽量远离学校和人群以逃避运动，当了一名“逍遥派”。当时，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借“大串联”外出；所以，可以免费乘车时，他独自一人云游四方；后来停止免费乘车，他又与一位同学背起行囊，结伴而行，从上海出发，途经嘉兴、杭州、绍兴、诸暨等地，徒步走过了浙江、江西两省，一直到停止“大串联”。

    素质就是命运，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

    候机楼工程1979年秋竣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得到各方面好评。当时的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后改组为建设部）从担任候机楼工程施工的管理人员中选调机关干部；经公司领导推荐，总局派人考察，解思忠于1980年初被借调试用，6月正式调入。

    升入高中后，面对更为激烈的竞争，解思忠学习也更为刻苦。他的俄语成绩在几门功课中较为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