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了主流经济学家中的思想分野。

    仿佛是这场讨论的延续，正当中国改革向前推进的时候，经济学界围绕着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这两条线谁先谁后、孰轻孰重、利弊得失等问题发生争论。交锋主要在张卓元和厉以宁两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之间。

    1983年7月，张卓元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后，价格改革和物价问题成了他研究的重点。在他看来，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两条主线，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价格是市场的灵魂，二者不可偏废。但是，他提出“市场的核心是价格，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价格机制，市场信号的核心是价格信号及其所反映的市场供求关系”，认为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只有充分认识了价格及其特征后，才能全面认识和把握价格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入分析价格改革的难点和重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

    但厉以宁教授认为，先进行所有制改革后进行价格改革，才符合中国的实际。厉以宁还总结出先进行价格改革的十大弊病。即：价格改革给人们带来的是负心理效应，引起社会惊慌和反弹；价格改革对企业来讲是被动的，企业消极应付进而影响效率；地方政府对价格改革顾虑重重；价格改革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无法预测；价格改革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它不能调动积极性，充其量只能创造一个环境；价格改革是不能试点的，当它迈出第一步后是不可逆的；价格改革成本很大、收益较小；价格改革一经实施，其他改革就要停下来；价格改革不能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改革配套，是孤立的改革；价格改革层次很低，不触及人际关系。

    张卓元认为，厉以宁提出的“十大弊病”缺乏充分的客观依据，难以成立，并逐一给予“回敬”。

    张卓元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在1985年进行的两次关于价格改革的社会心理反应的调查结果发现，在2000多名调查对象中，有3/4的人明确表示理解、支持价格改革，这表明只要在价格上升时保证居民的实际收入得到相应的补偿，价格改革就会得到大多数居民的支持；而在双轨制价格下，市场价格对刺激大中型国有企业增加供给，对广大乡镇企业网开一面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企业不可能消极对待。他认为政府放开蔬菜和农副产品价格使大多数地方政府在城市农副产品价格改革中，减少了地方财政补贴；固定计划价格转换成市场价格后，价格的升降不再取决于价格改革本身，而往往取决于社会有效货币需求与有效供给之间的缺口。只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革，加强宏观控制，就能够有效控制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幅度。

    在张卓元看来，价格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杠杆，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工具。没有价格改革就没有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就没有市场协调和市场建设，而没有这一切，就谈不上转入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模式；价格改革可以试点，价格改革也是可逆的，而所有制改革恰恰是难以逆转的。张卓元所担心的，恰恰不是什么价格改革的不可逆性，而是价格改革的可逆性，说价格改革具有不可逆性反而低估了价格改革的困难与曲折。

    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诞生以来尚未成功解决的难题，但张卓元看到价格改革可为资源的有效配置创造最基本的条件：价格改革的收益不仅在于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而且通过促进市场体系的形成加快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合理的价格体系的引导下，可以建立合理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

    张卓元还认为，价格改革始终是与其他改革并行前进的，价格改革的最大难点是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幅度过大，而造成物价总水平失控的主要原因是价格改革和金融、财政等经济调节器的改革或政策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