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center">——中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之所以投弃权票

    在当代中国的外交研究人员中，宫少鹏是最先倡导公共外交的学者之一。从他这些年的著述以及与媒体的密切合作中可以看出，为使外交走进人民中间，他不但大事呼吁，而且身体力行。

    1996年美国造势进攻伊拉克，中东再次出现海湾战争后新的战争危机。有一天，外交学院的一位工人突然找到宫少鹏，急切问道：“宫教授，你说这个仗能打起来吗？”

    宫少鹏也感到有些意外：“你问这个做什么？”

    这位工人说：“我手上有辽河油田的股票，多少年了都没涨，这两天涨起来了，我想把股票脱手，但如果中东的仗打起来，可能股票还会看涨。”

    宫少鹏说：“这个仗打不起来，你还是脱手吧。”

    宫少鹏从这件事中感到，其实当代的老百姓非常关注国际形势，也是关心外交的。因为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与全球形势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在宫少鹏看来，外交是为国政服务的，公共外交就是政府加强和本国公民的外交方面的沟通。这符合外交理论。新中国成立时，公共外交搞得非常好，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当时报纸上经常刊登有关外交政策的分析文章，非常精彩。“外交才子”乔冠华最擅长以这样的方式把自己对外交政策的理解以通俗的方式讲给老百姓听，增强了老百姓对国家外交的参与意识。但是宫少鹏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公共外交明显削弱了，报纸上也看不到专家为老百姓写的外交解读文章了，因而造成了老百姓对政府的外交政策不理解的局面。

    20世纪90年代初，宫少鹏在研究公共外交时发现了中国早期外交队伍中奇特的“外交报人”现象。据他的调查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411名大使中，有52人曾有过“报人”的经历，占总数的12.7%；如果排除411人中经系统外事训练而渐次成为资深外交官者，所余人数为284人，“报人”比例也因此上升为18.3%，再加上由于多种原因而未曾担任过驻外使、领馆馆长的资深外交官如章汉夫、龚澎、张颖者，估计在80年代中期以前，“报人”外交官曾一度占资深外交干部总数的1/5左右。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担任外交部长的7人中，周恩来、陈毅、乔冠华等都曾有“报人”经历。这些“报人”外交官利用手中的如椽之笔为“说理外交”写下了光辉篇章。

    1997年，宫少鹏在《新中国外交界中的“报人群体”及其特征》一文中说，人类进入近代世界，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滥，强权代替公理，使得历来重婉约、贵含蓄的外交几近荡然无存。强国欺负弱国，只讲什么你能干、什么你不能干，不用讲理。弱国无外交，只能仰人鼻息，在强国面前无理可言。于是外交成了“表态”，是耶非耶，一字足矣。“说理外交”是中国古而有之的传统，以“通晓利害之辩”“息兵于千里之外”的事例史不绝书。只是到了近代，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外交史才成了一部屈辱史。于是深文曲笔、委析入情的外交文件只能见于怀旧的梦幻，映入眼帘的尽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一幕幕悲剧。新中国成立后，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作后盾，国家的独立、主权得到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肯定了“说理外交”存在的必然。

    宫少鹏研究“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取得的成就，就是希望当代的外交官或外交专家在新的历史时期能继承和发扬他们身上的优良传统，为四化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做出贡献。

    公共外交的形式有很多种，它可以通过个人之间与民间团体之间的交往，或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达到外交目的，也可以通过电视、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