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众眼里，宫少鹏是中东问题专家。其实自1986年以来，宫少鹏研究领域相当宽泛，除中东问题外，朝鲜半岛、东北亚、南亚等地区的热点问题他多有涉猎。外交学院的同事称他是“最善于捕捉全球热点政治的外交通”。但对宫少鹏来说，如此庞杂的研究，其目的就是为中国的外交战略研究服务。

    事实上，宫少鹏近20年的研究成果一直成为中国外交战略方针的重要信息源。他撰写的《磨合：中东和平进程中的领袖们》《恐怖主义、全球化与中东——一个来自博弈论的解析》《信息不确定条件下的外交调研——从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的调研说起》，以及与朱立群、周启朋共同主编的《冷战后国际关系》等著作中的信息分析，受到外交部的高度重视，其基本观点多次被外交部门吸收。

    宫少鹏得到外交部门采纳的第一个建议是一件“小事件”。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交战线上有一个提法：外交的任务是为我国四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当时他刚到外交学院不久，但对国际关系已深有领悟的他总觉得这种提法不够妥贴。他认为，外交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是互动型的，即便你想“创造”人家不给你“创造”怎么办？主观意志没有绝对性，用“创造”一词显得不恰当。再说，二战时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后曾喊出“创造一代人的和平”，成为一个历史的教训。因此他在一次外交研讨会上向有关部门提出应重新推敲这句话。有关部门很快接受了他的建议，把“创造”改为“营造”，更贴近了外交的特点和原则。

    静静地琢磨问题是宫少鹏在陕西插队时养成的习惯。插队时他才17岁，从北京上了闷罐车一路上都能听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宣传，到了陕西他又听到“农村最大的危险是资本主义倾向”的口号。当时他插队的那个小山村十分落后，宗族观念非常强，哪里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影子。小小年纪的宫少鹏对社会开始产生了怀疑。两年后他入伍了，看到部队的宣传与现实生活又不一样，他学会了反思。为此他吃了苦头。那是在林彪叛逃后，社会上有这样的说法：林彪打倒的人都是好人。宫少鹏根据这样的逻辑推断认为，如果林彪打倒的是好人，那么“文化大革命”中打倒的人也应该是好人。在那个年代说出这样的话是可想而知的。宫少鹏为此遭到了批判。

    即便遭遇挫折，宫少鹏爱研究问题的习惯并没有改变。在部队两年，他饱读毛泽东有关战争与战略的书，对战略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一直保持到现在。有一次宫少鹏到国外参观学习，在与国外同行交流问题时，大谈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引得同行拍案称奇。他们没想到一个中国的外交教授谈起战略来如数家珍。

    2000年，宫少鹏到韩国参加第七届海军联会。以往出席者在会议发言时总习惯拿出写好的讲稿，把中国的有关政策照本宣科完事，可宫少鹏这次的发言却着实出人意料，言之有物，生动而实际。当时国际上“中国威胁论”还很猖獗，尤其是西方国家都认为中国发展海军是扩张的图谋。宫少鹏利用这个机会向世界诠释中国发展海军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保卫国防的需要。他说，试想，中国改革开放20年，如果我们沿海城市不能得到强有力的保卫，外国投资者到中国来哪里有安全感？与会的很多外国海军司令都被他的有理有力的发言所打动。

    在中国的外交研究圈中，宫少鹏是最开宗明义主张弹性外交的学者。在他看来，外交学其实也是一种战略学，虽说外交是有原则的，但现实生活不可能是原则的教条。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灵活地发挥外交智慧是战略的需要。为此他一直关注和研究中国对外交往中的战略问题，适时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称这是为中国外交“敲边鼓”。

    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对恐怖主义的谴责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