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center">——历史命运与个人命运的糅和思考

    陆建华1960年7月3日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获学士学位。虽然几年后陆建华主攻社会学，继而成为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中国高层智囊，但他仍然感慨4年中文系的知识恩泽。是中文系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培养了鲜活的思考方式。他曾这样坦承道：“中文这个专业实在是太好了！可以天天读小说，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后来作社会学了，我就想，是不是学者就非得用很死的语言，把活生生的生活变成一种冷冰冰的逻辑呢？所以，现在我反倒要读一些对我个人人生、思维、对我个人思维方向起作用的书。”

    陆建华在复旦时最喜欢古典文学，文学评论是他的拿手好戏，毕业后他出版了《论语评注》《荀子礼学研究》等文集。但进入社会学领域后，他的阅读兴趣发生了一些变化，更为关注现代小说和政治纪实作品。1996年黄集伟主持的“孤岛访谈录”特邀陆建华来“孤岛”做客，没想到陆建华带了一本斯培尔写的《第三帝国内幕》。这是一本陆建华反复阅读、烂熟于心的著作。他在大学毕业后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被深深震动，一年后再次读到了它，感触更深。

    斯培尔是一名德国战犯，在此前他是一个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在建筑设计方面很有才能。而且一开始，他对希特勒的一些极端的政策和措施绝对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是，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包括他后来所发动的法西斯战争，最后使得这个有严密的逻辑思维，有才能、有魄力的知识分子成为了希特勒战争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后来，他成了军工部长，成了纳粹德国战争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也就是说，没有他的话，德国这架战争机器就开不了那么长时间。斯培尔本人对希特勒有一个从不理解、疏远，到最后对他很崇敬、很崇拜的过程。最后，他成了希特勒的走卒，被判了刑。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陆建华感兴趣的不仅仅是斯培尔的个人命运，还有推动他命运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用陆建华自己的话说，“我一直在关注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就是——在一个社会大变动时期，在一个既定的社会框架下，一个人的命运是怎样改变的？他的思想是怎样改变的？他的性格是怎样改变的？就斯培尔而论，他对社会的贡献，原本完全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而现在却变成了这样一个结局。我想，所谓大的社会变化，时代的特征，个人是不能决定的。在这种环境下，个人的性格，个人才能的发挥，究竟有没有自主可言？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一直是我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普希金《上尉的女儿》也是陆建华推崇的作品，其理由同样是对命运的关注——大变动时期那一家人中的每一个人的命运是怎样变化的——他们在变化中是否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是怎样找到这样的位置的？最后，他们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陆建华的父母认为儿子有“经商的天分”，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商人或企业家，然而陆建华上大学时却进了中文系。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热爱文学的陆建华最后也没有成为一个专业作家或文艺评论家，而成了一名有所建树的社会学家。然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称他的理想是当一个大学的校长。

    这是陆建华外出调研时突然生出的一个想法，令人匪夷所思。但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陆建华是一个对知识极崇拜又一直强迫自己做创造性工作的人。他曾这样说过：“不管社会怎么变化，不管环境给了你一个怎样的既定的框架，一个人都应该保证自己的独创性。就算是为了‘生存’‘独创性’也可以是一种手段。所以，在我自己10多年的科研经历中，我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就是创新。”于是大学校长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