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华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界“四大金刚”之一，对于这个说法他从不作评说。但他心里知道，如果说自己真如“金刚”一般，那么他希望整个社会学界“金刚”越多越好。他曾用“有理、有效、有勇气”向别人陈述自己的治学和做人态度。他认为，作为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研究者，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在学理的层面上对大量的资料进行科学的、综合的分析，进而提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对推动社会进步“有效”的建设性意见，在基本的理论框架内“有勇气”进行创新。这段话可视为他对社会学家责任心的理解。

    陆建华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中国社会的前景》，研究了中国社会在改变进程中出现的不和谐，并开宗明义地发出政策创新的呼吁，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

    在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公共政策的选择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过程，因为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但在结果上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而且这种社会代价被有意无意地认为是必然的，如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三资”企业中劳动权益的保护导致短期内投资环境的恶化，腐败现象弥补了市场体制建立之前所存在的各种规范空缺、助长了权钱交易的实现等。

    陆建华发现，中国社会问题的产生及演变的过程，总有十分强大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在起作用，而这些社会问题的出现和严重化，总是与某些政策导向有关系。但是人们并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认为经济问题最后还是靠经济来解决。陆建华称这是一种典型的理想思维模式。因为那些社会问题并不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是在经济社会变动过程中出现的，是由于社会结构关系与社会运行机制出现不和谐才会导致的。而陆建华看到，相关领域的政策选择在结果上既没有预防这些现象的产生，也没有有效地控制住这些现象及其变种的蔓延。

    陆建华想到他在重庆任职时看到的一个现象。有一天夜晚，他陪同一个从北京来的朋友游览重庆的夜景。他们来到了豪华气派的解放碑广场，高大的建筑、彩色的地砖、眩目的霓虹灯，一切都是那么的考究。离广场不远处是一个新开的啤酒城，美女如云，人头攒动，一片喧闹。然而就在广场的边上，一群拿着木棍绳子的“棒棒军”满脸愁容，用一种迷惘的眼神打量着行人，期待生意。这种对比强烈的画面一直印在陆建华的脑海里。他当时对同行的朋友发出这样的感慨：“你看到了吧，这就是重庆，反差极大。咱们走出不到50米，这儿的房子已经是破破烂烂了，这儿的人所关心的问题和里面的人一定不同。你可以修一个现代化的超豪华的解放碑广场，然后说21世纪看重庆！追求轰动效应很容易，可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一个国家即便可以宣布实现现代化，但不等于所有的地方都实现了现代化。我所在的区也是一样，迫切需要发展。小平南巡之后，我们区顶着压力修了一条路，现在没人说这条路不好。人们急切地希望通过大开放大开发来提气，规划都很壮观很恢宏。但光有路不够，关键是路后面有没有可以支撑它继续发展的体系和结构。重庆也是这样，修一个解放碑广场，真是很气派，但是整个经济没有活力，这个东西就是虚的，发展水平上不去，老百姓的心气就没有了。”

    也是在重庆，陆建华去看过一个县，有一个2000万元的项目，可因为产品与市场不对路，项目刚建好就宣布废弃了。后来一个港商看中了那块地，就把机器当废品似的拆掉卖掉，一点价值也没有。2000万元就这么打水漂了，谁也没有负这笔钱的责任。当时陆建华想，如果一个企业家对市场预测不准，他的代价是他的企业资产；而政府官员做错了，他个人又会付出什么代价呢？

    这就是政府制度制定过程中的缺陷，是经济变革过程中公共政策运作所呈现的不和谐。

    陆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