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等。

    也不知等了多少工夫，王老爷来了，还带了一个洋人来。见过了礼，那洋人取出一大串钥匙左试右试，又把耳朵凑在数字号盘上，一面慢慢地转，一面聚精会神地听。那些抄家的官员书办们，从未见过如此开锁，一个个住了手，兴味盎然地看着。

    那洋人绷紧了的脸，终于出现了喜色，接着就打开了沉重的箱门。文祥大喜，托王老爷向那洋人道谢，彼此客气了一番，洋人仍旧由王老爷带着走了。

    保险箱里，果如文祥所预料的，没有什么太值钱的东西，却有许多文件。大部分是别人寄给肃顺的密札，略略翻一翻，写信的人，或用别号，或用隐名，或者就写上“知名”，甚至根本没有名字。不必看内容，光看这些，便知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话在内。

    这是个极丰富的收获，但看了一两封，文祥觉得事态严重了。

    因为这些密札，虽然具名不显，措词隐晦，而外人看来莫名其妙，但在文祥眼中，大部分都能求得正确的解释。首先从笔迹上，他可以认出发信的人，由发信的人的经历，可以推想出那些隐语所指的是什么？这样因字识人，因人索事，细加寻绎，十解七八，而就在这可解的十之七八中，证实了外面的流言，不是空穴来风。

    很早就有这样的流言，说肃顺阴蓄异志，这些流言自然荒诞不经的居多，但似乎也有言之成理的，譬如指肃顺的支持湘军，说是在培植他个人的势力，而礼贤下士，亦无非王莽当年。只是这些流言不管如何散布，从没有一个人敢去认真追究，更没有一个人敢于承认，自己曾说过这些话，这些话的出入太大了，而且正当肃顺圣眷王隆的时候，谁也不敢招惹他。

    文祥自然也听到过不少的这种流言，在他觉得是可笑的，他不相信肃顺会做这种自不量力的蠢事，他至多是个权臣，不会是个叛逆。文祥甚至也不相信会有人敢对肃顺“劝进”，因为那不是爱人以德，可是此刻的文祥，觉得自己的想法是错了。

    在那些信札中，最可疑的是吏部尚书陈孚恩的信，颇有些暧昧不明的话，还有就是所谓“肃门六子”——都是湖南人，王闿运、李寿蓉、严咸、黄瀚仙、郑弥之、邓保之，这些人都算“名士”，书生积习犹在，评论人物，指斥时政，放言高论，不免偏激，也许本心无他，但如果追究陈孚恩那些暧昧不明的信，则此“六子”逞一时之快的意气之言，自然也就要当做附逆的证据了。同时这些信中，少不得也引用别人的议论，则又成一番是非，辗转株连，将兴起难以收拾的大狱，在这外患初消，内乱未平的时候，是足以动摇国本的。

    这样一想，文祥悚然心惊！一时也无法细看，先要把这些东西检齐了要紧。于是在保险箱和书桌抽斗里，把所有的文件，还有两本别人送钱给肃顺，肃顺送钱给别人的帐簿，包成一包，封缄严密，亲自画了花押，随身带着，上轿先走，去见恭王商量处置的办法。

    其时政变的消息已传遍九城。消息的来源有三处，最明白不过的自然是内阁的明发上谕，但此时看得到的，只有少数人，其次是劈柴胡同，众目昭彰的抄家，还有就是密云来客所谈的肃顺被拿问。凡是做官的人家，前门外的大商号，以及茶坊酒肆，无不以此作为话题，在大发议论。

    那些议论中，大都对于新政府表示欢迎，这不仅由于恭王的威望使然，更因为军机六大臣中，五位原来就在京城里的，这一点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京城里的人，觉得这五位军机大臣是“洋鬼子打进来”时，与老百姓一起共患难的，所以心理上特有一种亲切的好感。

    他们尤替恭王庆幸，认为他以前受了许多委屈，咸丰皇帝不该亏待同胞兄弟，天潢贵胄，不惜降尊纡贵与洋鬼子周旋，这些都被认作是恭王的委屈。

    当然，同情恭王，必不以肃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