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一失，势难坚守，算起来只剩下浙西湖州、浙东衙州两块干净土了。而在安徽、山东、河南一带，又有张洛行、龚瞎子、孙葵心那几大帮捻子，勾结洪军“四眼狗”陈玉成，四处窜扰。此外皖北又有名为团练首脑的“练总”苗沛霖，包围寿州，公然叛乱，形成意外的阻力，也是件相当棘手的事。

    但是，局势虽然危急，大家的信心未失。经过这十年战火的涤荡，那些暮气沉沉，贪鄙庸懦的八旗武臣，大半都被淘汰，专责督剿一方的将帅，鲁豫之间的僧格林沁和胜保、淮北的袁甲三、江北的都兴阿、援浙的左宗棠等等，都是可以信任的人，当然重心是在节制四省军务的曾国藩身上。

    因此士议纷纷，虽以各人的家乡不同，而有赴援规复，孰先孰后各种相异的主张，但对曾国藩的期望是一致的。于是，有资格上书言事的，你也一个折子，我也一个折子，对于东南军务，大上条陈，看来言之成理，其实是纸上谈兵。恭王大权在握，心有定见，所以对这些折子，一律采取敷衍的态度。

    新近开复了处分，并奉旨管理工部的大学士翁心存，也上了一个“言南中事”的折子，是他的儿子翁同龢的手笔。大略说是，南通州、泰州一带，膏腴之地，必当确保，苏常一带，应该及早规复，上海数县，不可弃置度外。这原是老生常谈，不说也罢，要紧的是有几句恭维曾国藩的话：“苏常绅民，结团自保，盼曾国藩如慈父母，饬该大臣派一素能办贼之员，驰往援剿，”其中另有文章。

    原来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这时是卸任的安徽巡抚，为苗沛霖围困在寿州城里，苗沛霖的叛乱，无论如何他是逃不了责任的，同时巡抚是地方官，守土有责，须共存亡。以前江苏巡抚许乃钊，就因为苏州失守而革职。两江总督何桂清，原驻常州，兵危弃守，逃到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闭城不纳，再逃到上海。苏常沦陷，徐有壬殉难，遗疏痛劾何桂清，弃城丧师。这件案子，迁延两年，最近又有朝命，缉拿何桂清，解京查办。翁同书也是同样的情形，安徽两次失守，不能殉节，将来即使能从寿州逃出来，追究责任，要全看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务的曾国藩，肯不肯帮忙？以他今日圣卷之隆，一句话可定翁同书的生死，所以翁家父子趁这机会，先暗送一番秋波。

    因为都是如此倚曾国藩为长城，益发加深了两宫太后对他的倚重。恭王因势利用，除了奏准由曾国藩保荐督抚大员以外，还特别发了一道廷寄，说是：“贼氛日炽，南服倦怀，殊深廑念。其如何通筹全局，缓急兼权，着将一切机宜，随时驰奏，以纾悬系。”随后，又将翁心存的原折抄发曾国藩，征询意见，同时也提到了曾国荃。

    曾国荃这一次回湖南，说是去招募湘勇六千人。那真正是衣锦还乡，打下安庆，论功行赏，他以按察使记名，赏黄马褂。乘胜追击，大歼余寇，又赐为八旗子弟所最重视的名号“巴图鲁”——满洲话的“勇士”。等到率师东下，克无为州，破运漕镇，进拔东关以后，特赐头品顶戴，跟他老兄一样，戴上了红顶子。据曾国藩奏报，他是慈禧太后万寿的第二天离安庆的，日子已经不少，在家乡求田问舍，也该料理停当了，所以在给曾国藩的廷寄中，问到曾国荃，加了这么几句话：“安庆克复，回湘募勇，曾否回营？着速东下。”

    募勇练兵，不妨责成曾国藩，筹划军饷，却非方面大员独力所能解决，各省协饷，如非奉严旨催解，再由应收省份派员坐索，是拿不到钱的。

    象安徽就是那样，袁甲三营里缺饷，向江北粮台催索不到，只好奏请朝廷拨发，军机大臣们商量的结果，决定由江苏按月贴补袁甲三协饷二万两，盐课一万两。请旨照准，廷寄上谕，等江苏巡抚薛焕和藩台兼署漕运总督王梦龄的复奏上来，恭王一看，大为不满。

    复奏上说，苏常一失，饷源去了十之六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