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籍亦准建祠。

    瑞昌的恤典，更为优厚，追赠太子太保，一等轻车都尉，諡“忠壮”，入祀京师贤良祠，在浙江建立专祠。这因为瑞昌不但替旗人挣了面子，而且由于他姓钮祜禄，隶镶黄旗，与慈安太后算是同宗，所以特加抚恤。又过了几天，杭州沦陷的详细情形，经由公私的途径，传到京城，据说瑞昌的一个姨太太，当城破之日，带了两个数岁的儿子，杂在难民丛中，走得不知去向。这件事让慈禧太后知道了，特地吩咐恭王，设法把瑞昌的那两个名叫绪成、绪恩的小儿子找回来，好承袭那一等轻车都尉的世职。

    除此以外，恭王又奏请两宫太后降旨，豁免苏、浙、皖三省明年的钱粮。短短两个多月的工夫，朝廷的举措，处处显得赏罚分明、恩威并用，所以杭州的沦陷，六十万生灵涂炭，反替朝野上下，带来了一片自我激励的新气象。尽管浙江全省只剩下了湖州和衢州两座孤城，但大家都相信那个“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能够把李秀成撵出杭州。

    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对于翁家来说，相当不利。为了翁同书的被拿交刑部，刚刚起复，精力衰迈的翁心存，忧急成病，翁同龢的孝悌是有名的，自然要为老兄全力奔走。但翁家父子都讲究敦品励学，以气节自命，遇到这种家难，正是考验涵养的时候，所以不但不能求助于那些大老，而且还要对慰问的亲友，表示出“横逆之来，泰然处之”的态度。象翁同书本人，对于处置苗沛霖的叛乱，就只有这么一句话：“其中难处，非局外人所能想象。”以示不愿多辩，听天由命。

    这叫翁同龢就格外为难了。

    幸好有个朱学勤。翁同龢跟他换帖虽只半年，到底算是手足，可以无话不谈。朱学勤先把曾国藩参劾翁同书的原奏抄了出来，一看便知棘手！参翁同书对苗沛霖的处置失当，是可以分辩的，参他安徽两次失守，身为巡抚，不能殉节，这个罪名便无闪转腾挪的余地了。

    “奈何责人以必死！”翁同龢忧心如捣地说，“地方官虽说守土有责，不过书生典兵，到底与武官不同的噢！”

    “话是不错，”朱学勤说了这一句，便不肯再往下说了。湘军将领，十九是书生，都照此看法，就不用拚死命打仗了。

    “总得仰仗大力，想个转圜的办法才好。”

    “这急不得！”朱学勤沉吟着笑道：“时候赶得不巧，朝廷方在激励忠义，偏偏遇到这个罪名！总要等何根云的案子办完了，才有措手之处。”

    何根云就是何桂清，有旨令曾国藩捉拿，解送到京，此刻已在上海被捕，正在来京途中。

    “何根云的事很麻烦，”朱学勤又说，“赵蓉公的态度可虑。”

    赵蓉公是指刑部尚书赵光，翁同龢知道这位老师的脾气，急急问道：“蓉公如何？”

    “他已经有话了，‘不杀何桂清，何以谢江南百万生灵！’”一听这话，翁同龢急得手足冰冷。何桂清如果砍脑袋，他三哥翁同书的性命可也就难保了。

    手足情深，在此生死关头，翁同龢失去了平日那种雍容儒雅的丰神，急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好半天才说了句：“无论如何要替他想一条生路。”

    “那自然。”朱学勤抚着他的肩说，“事缓则圆，办法总有的。”

    以目前来说，当然先从刑部下手，但翁同书原是封疆大吏的身分，拿问定罪，照例要派大臣会同议处。这样的案子，归刑部秋审处主办，那里的司官一共八个，是刑部各清吏司中特别选拔出来的干员，律例透熟，问案精明，他们自视极高，别人亦望之俨然，号称为“八大圣人”，不容易说得进话去。因此，目前要想从刑部去疏通，是白费心机的。

    翁同龢转念到此，越发焦急，朱学勤心有不忍，便拍胸安慰他说：“叔平，你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