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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4万亿”救市:要数量,更要质量
    怎样拯救中国经济——魏杰

    “4万亿”救了谁?民营企业是国民就业的主要承担者,是经济复苏的希望。而目前政府救市,显然把投资的主力倾向了国有企业。

    魏杰:我觉得政府的“救”就要像打枪一样,这枪打出去总要引爆别人才行,因为国家的“子弹”是有限的。我要“打”投资,就既要引发投资也要引发消费;我要“打”民生投资,就要引发生产性投资和资产型投资,同时要引发消费才行。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放大功能,打一枪就是打一枪,不能引爆别人,那就很成问题。原因就是“4万亿”投资基本上都是针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拿不到,这样就偏离了政府启动这项计划的本意。

    保就业重点是保企业,就业的关键是必须救企业,救企业的核心问题是减少企业税收,将其税费负担降下来。

    企业激活了,就业机会就会随之增加。这样产品就有降价空间,价格低就有人买,市场则会开启,企业进而就能存活。对于出口企业,要增加出口退税、降低或取消出口关税,这样就会激发增加它的积极性,减少企业负担,增加利润。对不出口企业,就要减少税费,减轻企业负担。

    两者并举对激活企业和增加就业方面都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是解决经济衰退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4万亿”的重点有偏差——茅于轼

    奥巴马一当选就宣布创造250万个就业岗位,没说GDP要增长多少。针对“4万亿”投资计划,您大力呼吁政府要瞄准就业而不是瞄准GDP,这一观点亦被普遍认同。您呼吁的依据是什么?

    茅于轼:在美国,奥巴马一当选就宣布创造250万个就业岗位,没说GDP要增长多少,似乎不是很关注这一点。在中国,政府部门关心的是GDP,老百姓关心的是就业。如果仅仅是GDP上去了,失业趋势却未被遏制,对老百姓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只是官员在政绩上、面子上好看。当然二者也有关系,GDP增长也会使就业增加,但是二者不是一种完全对应的关系,瞄准就业和瞄准GDP后果显然不同。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实现GDP增长,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显性工程”;而通过民生建设提高社会福祉,则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隐性工程”。二者在政绩的彰显上有着差异。现在政府部门也存在利益的博弈在里面,存在对显性工程和隐性工程的权衡。

    比如,究竟如何效用最大化地配置“4万亿”投资?中国现在的总产值约为25万亿,4万亿将近占了20%,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绝不能依赖于显性工程。目前社会保障关心的仍然是城市人口,应该将重点转到农村。城市大部分人口都已享受公费医疗,而农民还没真正意义上享受公费医疗的权益,包括教育也是偏向城市。还有住房,纯粹是牺牲农民利益为城市人买房子创造条件,是“劫贫济富”的行为。理应是从富人手里拿过来帮助穷人,现在的模式却是从穷人手里拿出来帮助富人买房子。没有公平也没有效率,并且滋生腐败。越来越多的舆论认为,只有多在民生问题上下工夫,改变国富民穷的状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内需问题,进而拉动经济良性循环。解放初期是国穷民穷,现在也不能说是国富民穷,民间还是很有钱的。确切说是,现在是国家富了,老百姓也富了。现实问题在于大政府、大财政的问题,政府部门的开支很大,并且缺乏监督。

    目前财富创造主体已经在民间,民间不富,国家也富不起来。但是富的比例太悬殊,从GDP的分配来看,国家分配得越来越多,包括税收、垄断的国企利润越来越高,表现为国家的财富增加过快,而且手里有大量土地,不够还可以从农民手中获得土地。现在需要扩大内需,减少国家的分配部分,增加百姓的分配比例,比如减税。除了减税,重点应加大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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