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e）正是如此；中期就是反滞胀，那只是一个和近期衔接的事情。衔接不外乎两条：一是先采取的措施一定要尽快地显示出扩张效应，假使对经济增长和反失业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那就麻烦了；二是如果取得预期效果，失业率很低，经济增长上去了，过两年有通货膨胀就不再恐惧，届时宁愿牺牲失业率换取通货膨胀的降低也可以。

    在经济学上，本来宏观调控就有两个目标：一个反通胀，一个反失业，但是中期很可能出现这两个目标同时有问题，那么宏观总量政策就没法选择了。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就出现过这种问题。当失业问题和通胀问题同时出现，关键是能不能置换得动的问题。凯恩斯主义当时即是如此，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有个选择和替换：如果一个时段内，威胁最大的、首要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失业率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就要先解决通胀。为此所有的目标都要服从这个目标，宁愿降低需求、减少通胀，宁愿让市场疲软、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也要换取通货膨胀率的降低。

    政策就是要有重点。假如在另外一个时段，中国宏观经济的目标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失业率，是经济停滞萧条，那么所有的问题都要为解决失业让步。到了这种情况，就要刺激需求，付出的代价是物价要上升，即意味这个时候政策重点的选择是要降低失业率，而不惜提高通货膨胀率。为解决当前的主要矛盾可以牺牲次要矛盾，这就是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但也有人认为，为什么到70年代出现问题了呢？特别是当时中东战争、石油危机，石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涨到12美元（上涨了4倍），整个国民经济的成本在全球范围内提高，此时就出现了滞胀。这种局面实际上意味着，凯恩斯那一套已经失灵了。

    中国经济基本面依旧是好的——魏杰

    中国经济走向“谨慎乐观”。可否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做一个预期展望？

    魏杰：我认为，中国最基本的东西没有变，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还是会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基于中国的经济生活水平现状，普通老百姓的致富欲望还很强，推动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动力还在，我们称之为“两化一动力”：致富欲望，加上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致富欲望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支持下就能实现，从而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要注意能力提升和修养提升，社会一方面要加以爱护，另一方面要在此基础上推动其提高。这样才会引领经济不断向高端发展。在当前全球衰退的背景下，对于未来，主流学者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非常悲观，认为中国还会出大问题，甚至预测明年只增长3%；另一种则对危机麻木不仁，不太重视问题，过度强调希望。我的观点可以说介于二者中间，应该是“谨慎乐观”。我估计，2009年会是艰难的一年，也可能会出现大的改革契机，比如维权事件的增多势必引起高层问责。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年。

    乐观地看，2009年以后，中国经济会有一个新生。2010年的重要任务是什么？中国2010年是不是继续保增长，如果保增长要不要延续2009年的基本政策？如果延续2009年的政策要不要根据2010年的情况做一个调整？

    魏杰：现在看来，已逐渐形成共识，中国2010年保增长仍然是重要的任务，而且要继续延续2009年的政策方法，要根据2010年做一些基本的调整。我想按照这个共识对2010年的情况做一个讨论。2010年我们的首要任务肯定是继续保增长。除了近期发生的“迪拜事件”，2010年还会有很多国际事件爆发，对中国的影响还会很大。应该是中国2010年一定还继续把保持增长速度维持在8%左右作为首要任务。既然这样的话，那2009年对策主要是三个。2009年情况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