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有企业分红的范围，地方国有企业都要分红。为什么中央国企分红，地方国企不分？另外，分红的比例，可以动态地调整，如何调整，资本说了算。分红的钱统一充实各级财政预算，救穷人，补消费。二是有计划地减少国企中的政府持股比例，包括非上市的公司、集团。现在减持股份的是上市公司，我的意思是一些上市公司上面的集团，可以按照国家战略考虑，除了需要保持相对控股和绝对控股之外的，剩下的股权都可以有计划地慢慢出让。中国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民间资金有的是，让老百姓、让民营资本来投资。政府转让股权拿了钱，由国家统一纳入预算，用于扩大消费、支持三农等。

    中国现在不是没有钱，而是有的是钱。我经常讲，中央企业18万亿元的资产，搞得好都可以变成老百姓“碗里的肉”。而且如果参照市盈率出售，价格也不会低。

    那么，如何积极培育居民消费的资本性收入来源？

    夏斌：刚才讲到，政府出让一部分股份让民间持有，只是改变了持有人结构，整个社会投资率并不变。培养新的居民消费的资本性收入来源：在4万亿元中间，2009年分一半，明年还有，应该“让利于民”。只要能够赚钱、有盈利的项目，都让民间资金来参与，包括道路、交通等项目。地方政府不要发债去搞项目。其次，倒计时、限令有关部门尽快拿出放宽民间资金进入有关领域的方案。如果不行，委托市场机构研究。另外，培育资本性收入来源，即提高居民的财产收入来源，已写入党的十七大文件。但我们不应该鼓励老百姓到虚拟资产中去，把房地产市场作为资本性收入、财产收入的来源，这对于长期稳定宏观经济非常不利。我们应该把房地产市场作为消费市场，不断进行规范。再有就是加快户籍管理改革。大城市一时是难以做到的，应先放开中小城市，让一部分农民工赚钱以后到中小城市落户。在发展中小城市城镇建设的同时，推动城镇消费，提高居民消费。抓城镇化建设很重要，这是改变高储蓄、低消费结构问题的重要途径。总之，我认为关于提升消费的政策措施，应该像温家宝总理讲的“4万亿”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狠”一样，否则会耽误时机。

    先有教育升级后有产业升级——陈志武

    企图获得一种基于迷信的“红利”，一些人总要为自己的愚昧买单。“不做基础科学的论证，不以实证数据经过系统地研究而得出结论”，这折射到的究竟是什么层面的问题？

    陈志武：我认为，这件事情反映了中国的教育体制问题。正因为中国的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不是培养人们去问问题、独立思考进行科学地反思，而是一味地愚昧接受、死记硬背。所以非常遗憾，90年前的五四运动就提倡“赛先生”，而90年后的今天，整个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更相信迷信、不相信科学的社会。相较于当时五四青年的先知先觉，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不起那些先烈的奋斗。90年后我们拥有的现代化资源比起过去好多了，却依然无法掌握“赛先生”的精神。追根究底，问题还是出在教育上。我们不妨再看看中国产业结构升级问题，这绝对是受到教育约束的一个典型。中国的教育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实现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型也非常困难。从上幼儿园到读研究生，中国教育一直强调死记硬背应对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这样的教育体制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

    建立创新型社会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也必须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只看重硬技术、偏重训练工程思维，这样离开市场和人性的研究，难以建立价值。西方的情形则不然。为了支持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型社会，美国自幼儿园开始，思辨能力的训练就是教育的重点。学校要求在四年级以前，就要让小孩掌握科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