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产品价格下跌的机遇，积极推进资源能源产品价格改革，使它们的价格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应致力于改革价格形成机制，放松政府管制，而不是靠政府去理顺价格。这是一项基础性改革，因为减少以致消除资源能源价格的扭曲，对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资源配置，实践经验反复证明具有决定性意义。其次，要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对加快金融、电信、铁路、公用事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服务业就业岗位，有重要作用。现阶段保增长主要是要保就业，而要增加就业岗位，主要靠发展第三产业。这就必须克服各种体制障碍，打破各种“玻璃门”，在可以放开市场的所有领域，引入竞争机制。

    电信、民航改革，要更多地引入战略投资者；未来铁路部门改革，首先要政企分开。还有一些完全国有的企业，可以使它投资主体多元化，从改善公司治理的层面来提高效率，方法不完全一样。再有，要尽快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建立和健全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对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社会动荡不安不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没有出现各国老百姓挤兑现象，得益于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我们要吸取这一行之有效的做法，抓紧建立这一有利于金融稳定的制度。还有，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转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应将大部分用于民生工程，增进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福利。这对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结构，也有重要意义。我们国家的财税体制也有问题，在某些程度上，这种体制使得结构调整难以为继，比如分税制，你要有钱才能做项目，这是体制造成的。现在的财税体制改革阻力很大，不敢大动。按理说，比较合理的是以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

    西方的发达国家都是如此；而我们正好相反，所以地方政府一上工业项目就有税收，像那些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收不了多少税，这不是逼着它们搞重工业吗？十六届六中全会的时候，还曾经动议过要把中央的比例增加，主要考虑的是解决东西部差异，把更多的中央财政转移到西部去，但最后还是没有成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推进政府改革，转变政策职能。政府不应以追求GDP增速作为主要目标，而应以人为本，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介入经济活动过深，扮演资源配置主角，就会刻意追求短期GDP最大化。这不但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且必然使经济增长付出资源环境代价越来越大，使发展不可持续，祸及子孙后代。其实服务业的促进，关键是解决地方政府动力引擎的问题，如果没有动力，强制也是没有作用的。比如财税制度改革，如果能够向服务业有所侧重，地方政府应当会更有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但说到底，最终问题还是要推进各项有助于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有助于扩大消费的各项改革。

    包括，较大幅度提高财政对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金额（第一步先从每人每年100元提高到200元），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如从2000元提高到3000元甚至再多一点），继续推动家电和电子产品大规模、低价格进入农村市场，提高最低生活补助标准，建立廉租房等保障性用房的稳定的资金来源，建立对农民工失业的援助制度等等。

    中国经济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有一些改革，容易受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改革很难迈步，因此，必须有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地有力推动，才能使改革深入下去。当前，经济形势比较严峻，这也有利于大家努力从改革找出路，使改革获得较大的动力。重要的是抓住这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