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到天草旅行，是昭和四十三年（一九六八年）八月上旬，仲夏的阳光热辣辣地照射着大地。因为父亲曾是海军军官，因他工作的关系，我生在长崎，幼女时代也在那里度过，可是儿时记忆已模糊了，对我来讲，九州好像是第一次踏上的陌生的土地。

    虽说我不打算靠任何关系寻找老年妓女，但是一个人到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旅行总还是忐忑不安。我首先造访了住在福冈县中间市的森崎和江女士，当她知道我是第一次去天草观光兼探找老年妓女时，她认为缓解我的过度紧张是顺利采访的关键。她将她的朋友丰原玲子介绍给我。丰原玲子在大学图书馆工作，还画油画，恰好以写生旅行为名与我一起去天草。

    在森崎家住一夜后，我和丰原从福冈乘上去鹿儿岛的列车向熊本县南端的水俣市出发。昭和四十一年架设天草五桥以后，去天草最方便的路是从熊本市坐车由贯通宇土半岛的汽车道南下。我们没有打算走这条路。因为森崎说过：“如果你们要体会南洋姐们离开天草岛时的苦难心情的话，这次旅行就不要走平坦的陆路，而至少走一次海路，而且，海路的风景颇为壮观。”

    我们从水俣乘中型的交通船渡海而去，这个季节里每天夜里海面上都要燃不知名的火，所以人们把这海叫做不知火海。在海面行驶两个钟头可以抵达天草岛的南大门——牛深。乘船的人多是天草本地人，他们是一些到水俣去卖鱼贝归来的中老年男女。其中的几个年轻男女包括我们在内从服装表情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旅游者。不知是由于天草人的淳朴还是由于旅游的青年人旅途的愉快，船离岸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内，两类人就开始类似“是从东京来的吗？”“在天草参观什么景点好？”的交谈。

    我们不知什么时候也加入了这样不着边际的谈话。其时丰原问那边的老妇人和这边像渔夫的中年男人，“你们认识过去当过南洋姐的老妇人吗？”可能她想起我此行的目的，想尽量帮我找一个头绪。我曾想过，用这种正攻法去询问是不会查明老年妓女们的所在的，即便查明了也很难问出点什么来。可是丰原问这话时天草人的反应远远超出我的所料。当丰原一说出“南洋姐”，天南地北聊兴大发的人们脸上忽然露出警戒的神色，像石头一样地沉默或者生硬地回答：“我们没听说这种事。”天草生、天草长的这些人绝对不会不知“南洋姐”的。尽管如此，只要一提“南洋姐”他们就使你无法问下去，这种拒绝可能是出于天草人对自己故乡的热爱．是对外乡人不讲自己本乡耻辱的共同体自卫意识。我不仅在交通船尝试过，在从牛深刻龟浦的公共汽车中，在龟浦到崎津的轮渡上也做过同样尝试。从同行人的反应都一样的这一点看，天草人身上的“盔甲”只用一般寻常的武器是休想打破的。

    这样，我早在去天草的渡船上就得知探寻“南洋姐”的难度。午后到达崎津港时，山和海被夏日的阳光照耀，光芒四射，我们的心情像是吞了铅丸一样沉重。可是，如果沉溺于这种气氛中的话，不是白来了吗？这种困难不是早就设想过了吗？这天早上，只喝了一杯咖啡的我，一把丧失气力的原因归结于空腹，于是叫上丰原去吃中饭。

    虽说崎津港是一个小镇，一条小街走百米就走到了头，根本见不到饭馆。只有一家门帘上染着“冰水”两个字的小店，我们赶快跑了进去。狭窄的店内只有一个小个子的老太太先于我们坐在那里。我们对商店的大婶开玩笑似地说：“大婶，有什么吃的没有？肚子饿得快要死了。”那位老太太对我们说：“大姐，要份炒饭吧！吃了炒饭，天黑之前都不会饿。”

    问了一下店里的大婶，除了冰水外只有炒饭和长崎杂拌，我们听从了老太太的劝告，要了炒饭。然后，我们用好容易习惯看暗处的眼睛打量起坐在桌前的老太太。她已经吃了炒饭，边用牙签剔牙边喝茶。她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