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了，成立日本近代国家是为了对抗西欧列强政治、经济、军事的压迫。始终在野的明治政府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于明治十八年写的《脱亚论》中指出，日本应脱出亚洲的一员，早日进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为此，主张像西洋人那样对待支那、朝鲜，道出了近代日本国家的根本思想。即使福泽委婉地说“西洋人对待亚洲如何”，此话直接加以表现就是西欧列强对亚洲非洲采取高压的殖民政策，日本也应以西洋人同样的态度去支配亚洲各国。

    因此，明治中期日本针对资本的积累不足，国家经济力不强，在国际上发言无力，提出“富国强兵”的口号。为推行殖民地政策，近代日本国家彻底地利用了底层的女性。

    序章中提及的人贩子村冈伊平治在《村冈伊平治自传》中写道，经自己手诱拐的妓女“每月写信并送钱回家，父母放心，邻居有好评。村长听说，来要所得税。国家不知是为谁的国家。不仅夫家，娘家也富裕起来。不仅这样，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随之建起杂货店。从日本叫来店员，店员独立开业，成立公司的驻外办事机构。女郎屋的丈夫不愿被叫作姘夫而经营商店，一年左右土地开发者就迅速增多。随之，日本的船只到来，那块地方繁荣起来了。”

    这是人贩子村冈伊平治对自己不道德行为的合理化说明，是对福泽谕吉日本国家殖民政策的具体说明。也就是说，近代日本国家向中国大陆、东南亚岛屿推行政治军事政策。经济进出是其首要手段，而大量的海外妓女成为他们赚取外币富国强兵的工具。人江寅次著《海外邦人发展史》写道，明治三十三年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海外邦人往日本送钱金额约百万元，其中，六十三万为海外妓女的送金。又，《福冈日日新闻》于大正五十年九月九日登出探访记事《女人国》，曰：“从岛原的小滨署管内四个村子渡航来的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兄送金达一万二千多元。全岛原的三十个村子合计则突破三十万元。”在货币价值高的明治、大正期，这笔外币对富国强兵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这样看来、海外妓女对近代日本国家对抗西欧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策略来说，还是非常必要的存在。明治结束，日本资本主义基本确立，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渔翁得利，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强大起来了，于是政府发出关于海外卖春妇的禁止令。

    但这个海外卖春妇的禁止令在我们眼前呈现的是一种苛酷的政策。日本国家于大正期决定废娼，因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爆发了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的运动，废娼令暂未执行。中国人抵制日货的运动发展，使日本国家外汇获得濒于危机。于是，日本国家暗中奖励海外妓女的工作，靠她们摆脱出危机。

    就这样，日本国家度过了南洋华侨抵制日货的风浪，作为第一次大战的战胜国在东南亚获得稳定地位。从此下决心推行废娼令，但对废娼后的新生政策并没作出任何安排。日本国家将各地的妓女送上船，送到长崎后遣散走，对于她们回故乡后如何生活全然不管不顾。所以，不少年老的妓女无以谋生只好自杀。这是日本国家给她们的礼物——海外废娼令的实质。如此看来，海外妓女是日本国家侵略政策沉痛的牺牲品。我们从女性解放的立场出发，倾听日本底层女性的呻吟，对她们寄予真挚的同情，必然对不考虑民众、女性利益的近代日本国家质疑。

    而今距日本国家推行海外废娼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已有数十个年头，海外妓女们都已七、八十岁，濒于死亡，老残的灯一盏跟着一盏地熄灭了。但是即便曾生活在天草、岛原的山海间的她们都不在人世了，日本海外妓女的事实也抹不掉。

    我们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侵略中国、东南亚诸国的日本军队带着“慰安妇”——日本、朝鲜的女性。再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