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新加坡住进了果园大街的曼达林旅馆后，我就给朋友在当地的熟人打了电话。在山打根的时候木全、国木替我想得很周到，我只要按他们说的去做就可以了。在新加坡我没有熟人，若没有向导的话是很难开展访问活动的。我的朋友告诉我他有熟人在新加坡开了一个小旅行社，让我跟他联系，所以，一到新加坡我就打电话跟他的熟人联系了。

    庆幸的是打电话时，旅行社的主人——我朋友的熟人太田良一还在办公室，我说了朋友的名字，告诉他我此行的目的。过了几个小时，他便特意到旅馆来见我了。太田约摸五十五、六岁，黄皮肤，日语说得很流畅，给人以舒畅的感觉。但我觉得他的相貌和表情不像是一个纯粹的日本人。

    我告诉太田我想在新加坡看的地方不是一般观光客蜂拥而至的地方——比如斯坦佛德-莱佛尔斯广场，柔佛遗迹等等；

    为写《山打根八号娼馆》在天草采访时，我自始至终隐瞒了我研究者的身份，但对太田这个知识分子，我还是说了实话。我告诉他我是搞女性史研究的，这次旅行是寻访海外日本妓女踪迹的。最后我说：“所以您如果知道过去日本妓女花街的旧址，就请您带我去吧！那地方当地人管它叫‘斯大列次’，听说全都变样了，可是几年前访问新加坡的人讲只有一处还留着点旧模样，不知是大门还是窗口还留着妓院时代的栏杆，至少看一眼那栏杆也好啊！”

    太田说：“你那么年轻，还知道‘斯天列次’的说法？还真挺内行呀！”接着他说：“谁对你说日本妓女花街的旧址全变了？旧址保存得好好的呢！——当然，如今的新加坡日本人、中国人、马来人大都是战后来的，没有多少人知道哪儿是过去日本人花街的旧址罗！”在东京时我得知的信息是日本人花街旧址已不存在了，听了他这一番话，我大吃一惊，不由得问了他一句：“那你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呢？”

    太田从口袋里掏出烟，点燃一支回答说：“你这问题问得在理——约摸大正中期这里的日本妓院就取缔了。”他吐了一口烟，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别人不知道日本人花街旧址，我知道。说实话，我是在它附近长大的。”

    归纳一下太田的话，他是大正六年生在新加坡的，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采买矿石的中国批发商。东南亚华侨都愿意居住在同一个区域内，新加坡老早就有华人居住的区域。太田小时候也住在中国城，而中国城与日本人花街相邻，为此，他知道日本人花街旧址。附带说一句，现在距大正废娼已五十五年，日本战败也经过二十八年了。华侨居民区不断膨胀，过去的日本人花街已经完全归人中国城了。

    听了太田的话，我庆幸刚到新加坡就找到了合适的向导，感谢命运的安排。他的话里还有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谈到他小时候在中国城的生活时，他说他很喜欢音乐，而且是受他外祖母的影响。他的外祖母生于长崎县南松浦郡，长期在长崎市丸山叮的某个饭店干活儿，特别擅长弹三弦。他从未与中国父亲一起居住过，也就是说他平时与母亲、外祖母一起生活。只不过有时被请到生父家做客，与他们一家人聚餐。就这样度过少年时代。

    听太田边抽烟边主动叙说的生平，我心中不禁产生了疑问，他的母亲及祖母会不会是妓女呢？

    长崎县与包括天草岛在内的熊本县是出妓女最多的县，长崎县的丸山是江户时代妓业最发达的地方，连欧洲都知其名。他外祖母生于长崎，在丸山的红灯区呆过，晚年到新加坡与女儿住在一起。他母亲怎么认识他父亲这一点虽然不清楚，但是与新加坡华侨商人生下了他，并受到华侨经济上的赡养住在中国城，这么一来，不光是我，谁都会推测她们是属于“南洋姐”一类的凄楚而美丽的日本女人。

    我这么去推测他的外祖母与母亲，太田先生可能会斥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