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二十人的女性被集中到隔离场所，即收容所。发给士兵们每人一张卡片，让他们一星期前往一次，一次盖一个章”。

    但即使防止大鱼吃小鱼，日本兵久饥的性还是像巨涛似的阻挡不住，偷偷涌向一般民众。日本印度尼西亚中心一九七○年出版的《徘徊于印度尼西亚》小册子，真实地记录了现代印度尼西亚的生活风俗。其中写道：“战时和日本人的混血儿达四万人”。可见有数倍于四万的印度尼西亚女性成为日本兵的饵食。印度尼西亚一国如此，类推东南亚全地域，那又有多少女性被害呢？

    不知何时，我紧闭的眼睛睁开了，我乘坐的双引擎飞机的小窗外的世界尽在眼底。右下天边的浓绿的热带树林消失了，出现的是玻璃镜一般平静的碧海，大概飞到马六甲的海面上了。

    南方上午的阳光温暖地照耀着，视线广阔，那一端是马来半岛的新加坡市。离着陆时间不远了，阳光减弱下来，但外面的树林反而更明晰了，只是我的心情如铅一样沉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还不过是个少女的我虽然没有直接责任，但我的同胞践踏了东南亚各国，欺虐了那里的民众——一想到这点，我的心情就异常沉重。

    而且，日本国家战败以来三十年并没有向东南亚诸国的民众谢罪，事实上对恶行虐迹轻描淡写，所以对涂炭东南亚人民犯下的罪行并没认识。

    我最近从一些人的口中听到“日本的亚洲经济侵略”的说法。没有资源的日本从一九六○年开始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国土如此小，却成为经济大国的事实说明在日本资本主义前所未闻的繁荣背后，理所当然，一定有被榨取的人们。

    这些人是谁？国内是劳动者、农民及小市民，国际上则是以东南亚为主轴的各国。作为证言的有：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现代的日本农民和七十年代以来东南亚的反日运动。

    日本的经济侵略从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就开始了。那是战败后的十年。一九五五年版的《经济白皮书》记载：“并非战后”，日本资本主义从战败的痛处站起做新的飞跃。首先，着手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罪行的东南亚各国赔偿。对此，总理大臣吉田茂指出。“如果东南亚诸国不喜欢说投资，就按他们所希望的那样使用赔偿一词罢。但就我们的立场说还是投资。”

    于是，一九六○年上任总理大臣的池田勇人进一步推进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将东南亚各国当成原料供给国及产品的输入国，向它们推销国内的滞销产品，日本资本主义十二分的赢利。

    我反复思考这次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三国旅行的所见所闻。山打根、新加坡的路面上行走的多是日本车，商店里有各种日本产品，城市的周围盖了大量的加工厂，吐着黑烟、白烟。

    汽车的情况不知如何，钟表、收音机的价格则比日本贵得多。可能是加关税的原因，也可能因货物奇缺而使贩卖者待价以沽。于是，当地工业衰弱下去，合资企业增多——换言之，容许日本的资本进出，结果以东南亚劳动者的牺牲换来日本资本家的富裕。

    综合所见所闻，这些合资企业存在惊人的“民族差别”（歧视）。且举一例，合资企业的干部全部或过半是日本人，工资比当地人高得多，竟有高达十五倍的。同时以接待日本上层官员为名目开的酒吧、舞厅也不少，拒绝日本人以外的客人。更有甚者，合资企业中的日本职员的家庭都雇有人工费低廉的东南亚保姆，对雇工的蔑视就很普遍了。

    我很希望海外日本妓女的墓地能一直保存下去。这些日本女性的存在证明，阶级社会中存在着“阶级差别”和“性差别”这两大差别。能将这控诉声传给后代的东西，没有比妓女墓更好的了。她们的墓是日本底层女性史的重要证言之一。因此，我反对以任何理由拆迁妓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