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打根八号娼馆》

    去年五月我的《山打根八号娼馆——底层女性史序章》出版后，听说读者中有许多高中生，而且是女高中生。起初，我对于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感到很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这本书中所写的是从明治到大正年间为向外国人出卖肉体而流落在亚洲各国被称作“南洋姐”的海外卖春妇们的生活，是我女性史研究的一部分，与今日高中生们所关心的事情相距甚远。

    可是，当我读了通过出版这本书的筑摩书房转来的读者来信和在读书征文竞赛中获奖的静冈县高三学生-田直子的文章后，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

    的确，南洋姐的存在远远超出了高中生的知识范围，她们的信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写着：“万万没有想到人世间还有如此悲惨的生活。”然而，她们由此所受到的冲击与初次获知未知事物即所谓发现秘境式的震惊是截然不同的。发现秘境的时候，自己和对象之间泾渭分明，而且两者之间的距离越大，获得发现时的喜悦也就越强烈。可是，得知了南洋姐的生活之后，女高中生们的反应却是完全相反。

    她们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地将自己和南洋姐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渐渐地在南洋姐——主人公阿崎婆身上看到了自身的投影-田在文章中写道：“那种悲惨的生活使我震惊，一种如同身受的屈辱感遍及全身，我不得不一次次地放下书闭上眼睛。”是什么原因使-田这样的女高中生们得以超越时代和环境的差异，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南洋姐的痛苦呢？

    我想，原因之一是由于我没有把南洋姐的生活仅仅当作一个以往的女性哀史来写，而是以一个与曾经当过南洋姐的人一同生活的人的笔记形式写出来的缘故。所以，现在的高中生们也能把南洋姐视为自己身边的人。不过，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这些女高中生们正是十几岁的女孩子这一点上-

    田文章的一开头就写着：“这是阿崎婆十二岁初次接客的前一天拍下的照片。”给我来信的女高中生们也都对南洋姐的年龄表现出强烈的关心。也就是说，由于女高中生们跟南洋姐不仅同性而且同龄，所以，她们对南洋姐的遭遇怀有如同身受的感情。

    因此，她们在为原南洋姐阿崎婆的优秀人格所深深打动的同时，也由于感动之深而对使阿崎婆终身陷于痛苦的贫困生活和造成这种贫困生活的日本国政府表示出强烈的愤怒。

    至今为止，我收到了许多《山打根八号娼馆》读者的来信。作为作者，我为此而感到十分荣幸，我怀着深深的谢意几乎给所有来信的人回了信。但是，读着这些来信，我总是不由得感到某种遗憾，也就是说，大多数来信只是对底层女性的人性美发出热情的赞扬，却丝毫也没有涉及到造成这种悲惨生活并使之加剧的日本国家体制的矛盾。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由于-田这些女高中生们能够将南洋姐的事和自己联系起来考虑，所以在她们的读后感中反而可以直接看到作为作者的我在书中所要表达的全部意图。

    （原载《思考读书》一九七三年四月刊）

    山打根的“阿崎婆”

    去年五月《山打根八号娼馆》出版后，我通过出版社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其中既有十四岁的少女也有年近九旬的老人，反应是多种多样的。生长在卖春防止法实施之后的以高中生为主的年轻人，出于青年人特有的正义感，在信中大多表现出对以性为交易的卖春业的强烈憎恨和愤怒之情。尤其是女高中生们，作为与那些海外妓女卖身时年龄相仿的同性，对她们的遭遇更有如同身受之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年轻读者中引起这样的反响，并非出乎我的预料。但有一个反响——老年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却是我始料不及的。

    老人们知道公娼制度是怎么回事，也有不少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