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环境对其是不利的。正如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普兰-德-拉-巴雷、孔多塞、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司汤达所坚持认为的，在任何一个领域，女人实际上从未有过机会。这就是今天相当多的女人要求有新的地位的原因；她们所要求的仍不是褒奖自己的女性气质：和一般人一样，她们本身的超越性也可以胜过内在性；她们希望最终能够有抽象的权利和具体的可能性，并且随之而来的自由不是一种愚弄。

    这个愿望正在实现。但我们所处的时期是一个过渡期。这个世界，过去始终属于男人，现在仍归他们掌握。父权文明的制度与价值大部分依然存在。抽象权利远非在各地都彻底给予了女人：在瑞士，她们尚未参加选举；在法国，1942年的法律仍在某种程度上维护着丈夫的特权。抽象的权利，如我刚才说的，不可能保证女人对世界的明确控制：即使在今天，男女的真正平等也不存在。

    首先，女人的婚姻负担肯定比男人重。我们已注意到，由于采用节育——公开的或秘密的——母性奴役已在减弱。但这一做法既未推广到各地，也未经常采用。堕胎仍被正式禁止，许多女人或冒有损于健康的危险，极力在堕胎时不受监督，或发现自己已被多次怀孕所摧垮。和持家一样，照料孩子也仍由女人专门承担。特别是在法国，反女权的传统非常顽固，男人会认为帮女人干活儿有失体面。因而女人要把家庭和她的工作角色协调起来，比男人这样做时还难。每当社会要求作出这种努力，她的生活就会比丈夫更为艰难。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例如农妇的命运吧！在法国，她们占参加生产劳动的女人的大多数，一般都已经结婚。各地有不同的习俗：诺曼底（Noman）农妇主管膳食；科西嘉女人不能和男人同桌吃饭。但她们在各地都在家庭经济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分担着男人的职责，分享着他的利益与财产。她受到尊重，常进行有效的控制——她的处境令人想起古代农业公社中的女人处境。与丈夫相比，她常更有道德尊严，但她过的生活实际上更为艰辛。她单独料理庭园、猪羊圈等，还参与清扫牲口圈、种地、犁地、除草及晒干草等艰苦劳动；她要去铲地、收庄稼、摘葡萄，有时也帮助卸下车上的干草、木柴等。她要做饭、持家，要做洗洗唰唰、缝缝补补之类的活儿，还承担着料理孩子的沉重母性负担。她破晓而起，喂鸡喂鸭，喂其他小家畜，给男人准备早饭，到地里、林子或庭园去干活。她打水，做第二顿饭，洗碟子，到地里干活，直到做晚饭时。此后，她缝缝补补、打扫房间、脱谷等，度过傍晚的时光。她无暇顾及自己的健康，即使在怀孕时；她很快就畸形了，她未老先衰，筋疲力竭，备受疾病的折磨。她绝无男人时常进行的社交生活所享有的那种补偿：他在星期天或集市日进城和别的男人会面，在咖啡馆喝酒、打扑克，出去打猎、钓鱼。她则呆在农村家里，不懂得何谓闲暇。只有富家的农妇——她们有仆人，或者可以木下地干活——才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她们在社会上受到尊重，在家里行使许多权力，未被劳动所摧垮。但总的来看，农村劳动把女人置于牲口的地位。

    女商人和小企业的女雇主，一直是特权者中的一员。中世纪以后，她们是唯一被法典承认有公民权利和权力的女人。女杂货商、奶品商、地产主及烟草商的地位和男人相等。若是老处女或寡妇，则可以自己开个合法商行；若结婚，则和丈夫一样有独立地位。幸运的是，她们可以在自己住的地方工作，而且工作通常不太需要聚精会神。

    对于女工或女雇员、秘书、推销员来说，情况则完全不是如此。她们全都在家外面工作。要她们把职业同家庭负担结合起来，则困难得多：每天做家务的时间至少要有3个半小时，星期天则需要6个小时——这大大追加了在工厂或办公室工作的时间。至于需要学问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