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比突然发现十分熟悉的少女相貌呈现出女性功能，更让人惊讶的了。它的超越性被放到一边，并在模仿内在性；目光不再是锐利的，它们在沉思；

    身体不再是有生气的，它在等待；每一种姿势，每一个微笑，都变成了欲望。少女毫无戒备，任人摆布，她现在只是一束等待奉送的鲜花，一个等待摘下的果实。

    男人在鼓励这些诱惑，因为他需要被诱惑：而后他又会烦恼、责备。但是他对自然朴实的少女又只会感到冷漠和敌意。他觉得，只有布下这些罗网的少女才是有诱惑力的。她本人虽在等候供奉，可她也在伏卧着等候猎物。她的被动性满足了一种进取心，她把软弱变成了夺取权力的工具。由于不允许她公开进攻，她只好依靠谋略和算计。表面上自由地奉送，这对她颇为有利：她因此被指责是背信弃义的，是叛徒，这有其道理。然而实际上，她是在被迫向男人提供关于她顺从的神话，因为他坚持处在支配地位，而她的屈从一开始就只能是反常的。况且，她的骗术并非完全出于故意算计。如我们所看到的，她在初期先经历了儿童的扮演阶段，而后经历了成为她自己的阶段，要问她的天性实际上如何，这在她的处境几乎没有意义，因为她只可以存在（be），不可以行动（act）。对她的潜能来说，她的青春期幻想，比她日常生活的有根有据的事实更真实可信，在缺乏真实活动时，她的放纵使她有一种自大感。和儿童一样，她用吵架、发脾气、骗人、造谣和幻想来使自己受到重视。她没有真正的意志，只有多变的欲望。然而她认为自己的前后矛盾是决定性的、绝对的；她虽然无法控制未来，却会获得永恒。玛丽·莱内鲁写道：“我永远想得到一切。”这一点在阿努伊的安提戈涅那里引起了共鸣：“我想要一切，现在就要。”这种孩子般的专横只会在梦想自己命运的人身上发现：这梦想跨越了时间，消除了障碍，但任何一个真正考虑设计的人，在衡量自己的具体力量时，都会感到一种有限性。少女想得到一切，因为一切都不依靠她。所以她的表现如同一个enfantterrible〔爱提尴尬问题的孩子〕。因而，易卜生的《建筑师》中的赫尔达盼望索尔尼斯送给她一个王国：这并不是说她要去征服它。让他建得很高然后爬上去，而她站在地面上，毫不理睬人的脆弱性，对她狂妄梦想的限度也毫不顾忌。对没有冒过任何风险的人来说，成人们似乎永远是可鄙的、谨小慎微的。然而女孩子，虽未经历过现实考验，却能夸口自己有最惊人的美德而不担心自相矛盾。

    可是，她的无常也植根于这种缺乏控制。她梦想她是无限的，却在供人仰慕的角色中仍是现在的她自己，而这个角色又有赖于陌生人的意向。对她来说，在这个她等同于自己又必须被动地接受它的存在的角色中，有一种危险。这就是她敏感和虚荣的原因。哪怕是一点点批评，一点点嘲笑，都会使她完全成为可疑的。她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是通过变幻莫测的赞许，去获得自身价值的。这种声望，由于不是建立在特定活动的基础上，于是似乎是可以量化的。商品变得太普遍时，其价值就会跌落，因而只有在别人都不是时，少女才是珍贵的、非同寻常的、出众的、卓越的。她的同伴是对手，也是敌人；她极力贬低她们，否认她们和自己有关系；她嫉妒，她怀恨。

    显然，这一切缺点都只能来自青春期女孩子的处境。在满怀希望和雄心勃勃的这个年龄，在生存和在世界上占有一个位置的愿望变得强烈的这个年龄，处在这样一种处境，感到自已被动而依附，这是十分不幸的。在这个一心想征服的年龄，女人认识到，对她并不存在任何征服的问题，她必须和她自己脱离关系，她的未来要依靠男人的幸福快感。她不但在性方面，而且在社会方面已经产生了新的渴求，但它们却一直未得到满足。她对行动的所有热情，不论是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