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到市场去采购东西，这常是一天最欢快的时刻。而在门口一边择菜一边聊天，这也是对孤独的一种快活解脱。对隐居的穆斯林女人来说，出去打水是一种重要的冒险。女人们在市场上、在商店里话家常，情趣相投，感到自己是一个群体的一员，而这个群体在那一刻，是与男人群体对立的，就像主要者与次要者是对立的那样。买东西是极大的乐事，它是发现，甚至可以说是发明。如吉德在他的《日记》中所说的，穆斯林们不懂得赌博，但用发现宝藏取而代之；这是商业文明的诗歌和冒险。主妇对怎样赌赢几乎毫无所知，但是一棵实心菜、一块熟干酪肯定是她凭着机智从不情愿的店主那里所赢来的财宝。赌博就是用最少的钱换取最好的东西；节俭与其说是意味着帮助收支平衡，不如说是为了赌赢。当她看到家里贮存着满满的食品时，她对瞬间的胜利由衷地感到高兴。

    虽然煤气和电气扼杀了火的魔力，但农村仍有许多女人在体验着用死木头燃起生命之火的乐趣。随着火的燃烧，女人变成了魔术师；只凭一个动作，例如打鸡蛋，或借助于火的魔力，她就可以使物质产生不可思议的变化：物质变成了食物。在这些炼金术中有一种迷人的魅力，做蜜饯更是充满诗意；主妇知道糖可以保鲜，于是她把生命封闭在罐子里。烹饪是一种意外的发现和创造，烤得恰到好处的蛋糕和薄馅饼能让女人得到特殊的满足，因为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制作它：这个人必须有天赋。

    在这方面，小女孩又是很自然地喜欢模仿她的长辈，喜欢用泥做饼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喜欢在厨房帮助揉面。但是和做其他家务一样，不断重复很快就会破坏这种乐趣。炉火的魔力对大半辈子都在做玉米饼的墨西哥印第安女人几乎没有吸引力，因为这种工作日复一日，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毫无变化。一个人天天都到市场上去探宝，或天天都怀着无限的喜悦去注视闪闪发光的水龙头，这是不可能的。那些凭一时冲动就吹捧这些胜利的男女作家们，是些极少或根本没有做过真正家务的人。家务活儿作为一种职业，是乏味的、空虚的、单调的。然而，如果做这种工作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生产者，一个有创造力的工作者，那么它就会和有机功能一样，很自然地并入生命整体。由于这个原因，男人在做家务时心情远不是那么阴郁。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他们很快就可以脱身的、否定的、无足轻重的时刻。使妻子一仆人命运变得令人厌恶的原因是劳动分工，它使她注定要彻底成为一个一般的人，次要者。住处和食物对生命是有用的，但并不能使它具有深刻的含义：主妇的直接目标仅是手段，不是真正的目的。当然，她也会努力让她的工作具有某种个性，使它仿佛是主要的。她会觉得，任何别人都不可能把她的工作做得这么好。她会有她的礼仪、迷信和做事的方法。

    但是她的“个人特征”往往只不过是把混乱重新做一番含糊的、毫无意义的整理而已。

    女人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如此追求独创性和独一无二的完美；这就会使她的工作有一种繁琐的、混乱的和永无止境的性质，使人难以估测家务劳动实际上究竟有多大的工作量。最近的研究表明，已婚女人平均每周做家务约用30个小时，或相当于一个雇员每周工作时间的3／4。如果一个女人还要做有收入的工作，这个负担是很沉重的；如果她没有其他工作可做，这个负担则很轻。照料几个孩子当然会大量增加女人的工作量：贫穷的母亲往往不分昼夜地劳动。另一方面，雇仆人的中产阶级女人近乎无所事事；她们用闲聊来打发她们的闲暇时间。如果她们对外部世界没有什么兴趣，就往往会让她们的家务负担增加和复杂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而这仅仅是为了有事可做。

    最糟糕的是，这种劳动无助于创造任何一种可以持久的东西。女人总是想把她的工作看做是目的本身，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