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处境，能比处在孤苦伶仃境遇的少女，更让人可怜的了。为了消除周围人们认为的那不可饶恕的“错误”，她只能采取“犯罪”行动。这正是每年法国约30万女雇员、女秘书、女大学生、女工和农妇身上发生的事情。做非法母亲，甚至在今天，也还是一种极大的罪过，许多人宁肯去自杀，或者去做杀婴犯，也不肯去做非法母亲，而这意味着，任何一种刑罚，都无法阻止她们“打掉”尚未出世的婴儿。诱奸是个很普通的故事，通常是多少有点无知的女孩子，被一个不负责任的情人引诱，直到发生那种几乎木可以避免的事情；随之而来的便是不得不向家人、朋友和雇主隐瞒实情，再后来就是堕胎。

    堕胎固然可怕，但它也是唯一可能采取的逃避后果的手段。

    说服女人打掉孩子的往往是诱奸者本人。情况不外乎如此：

    或者她发觉自己怀孕时，他可能已经把她抛弃，或者她可能非常希望对他隐瞒这件丢脸的事，或者她可能发现他无法帮助她。有时她会拒绝生下这个孩子，可是并非没有遗憾；由于某种原因——也许是由于她未能当机立断打掉胎儿，也许是由于她没有门路，或者是由于她没有现款，服用无用的药物而失去了时间，她可能要在怀孕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后才去打胎；这时堕胎要比前几个月危险、痛苦和将就得多。女人对此很清楚，所以她在试图解脱时会感到极度痛苦和绝望。在农村，几乎没有人懂得使用探针；

    “失足”的农妇让自己从谷仓梯上或者从楼梯上摔下来，结果往往摔伤而又白费功夫；有时人们也可能会在篱笆下或阴沟里发现被勒死的婴儿的尸体。

    城市妇女倒是相互帮忙的，但要找一个非专业的堕胎者也并非总是那么容易，更何况还要凑够足够的钱。所以孕妇经常求助于女友，要不就索性自己来动手术。这些非专业的堕胎者往往是不称职的，在使用探针或织针时很容易引起穿孔。一位医生告诉我，有个厨师很无知，她本想往子宫里注射醋液，却注射到膀光里面去了，结果疼得死去活来。这种堕胎手术，开始得很粗鲁，进行得漫不经心，所以往往比正常的分娩更为痛苦，也许还会伴随着濒于癫痫发作的神经紊乱，可能引起严重的内部失调，也可能造成致人于死命的大出血。

    柯莱特在《格里比奇》里，描写了一位音乐厅里的舞蹈演员，在她母亲的无知操纵下所遭受的不堪忍受的痛苦；她母亲说，标准疗法是先喝浓浓的肥皂液，再跑上个15分钟。此类疗法在试图打掉胎儿时常常要了母亲的命。我听说一个速记员，因不敢求人帮忙，泡在血水里不吃不喝，在自己的房间里呆了四天。

    很难想像哪种遗弃，能比夹杂着死亡、犯罪和羞耻的威胁的遗弃更可怕的了。对于贫困但已结婚的女人来说，只要她们的堕胎行动征得了丈夫同意，而又没有经受无用的良心谴责的折磨，这种痛苦就不会那么强烈。关于这最后一点，一个社会工作者告诉我说，她那个地区的女人都在互相交换意见，互相借用工具，互相协助，仿佛堕胎和割鸡眼一样简单。但是她们不得木忍受严重的肉体痛苦；医院不能不去接受一个开始流产的女人，但在她疼痛时和最后给她做刮宫术时，却不给她使用任何止痛剂，以便对她进行残酷的惩罚。似乎这种迫害并未激起女人的义愤，因为她们只是太习惯于受苦了；但她们对于自己日益蒙受的耻辱是很敏感的。她们要接受的手术须秘密进行并且是犯罪这个事实，增加了这种手术的危险性，使它有一种令人感到卑贱和痛苦的性质。痛苦、疾病和死亡都具有惩罚的表象：我们都知道，在受苦与折磨、意外与惩罚之间有着多么重大的差别；这种种危险，使女人深感自己是罪有应得，而这种对痛苦和越轨的解释，尤其令人感到痛苦。

    对这出戏剧的道德方面的感受强度，要依环境而定。对于高度“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