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以后的聚会，除了茶水不提供任何东西。

    这时，举办聚会便失去了其慷慨大度的富丽堂皇，变成了沉重的义务；宴席用品只会带来麻烦：玻璃器皿和桌布必须用心照看，香槟和糖果要准备足够的数量；摔坏杯子、烧坏椅垫意味着灾难；第二天必须进行清理，把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妻子害怕这种工作。她感受到五花八门的屈从是主妇命运的鲜明标志：她要屈从于蛋奶酥、烤肉、肉贩、厨师，以及临时帮手；她要屈从于她的丈夫，为某种难处而愁眉苦脸；她要屈从于客人，去估量家具和美酒，并判断这次聚会是否办得成功。

    只有慷慨而自信的女人，才会安然经受住这种考验。成功能给她们带来很大满足。但是许多人在这方面和达洛威夫人一样，她们热爱这些胜利，这些外表，以及它们的辉煌和刺激，可是也感到它们的空虚。如果对待它们过于认真，女人就不可能真正地享受它们；此外，她将会受永远无法满足的虚荣心的折磨。而且只有为数极少的女人才是幸运的，她们能够让社交功能完全占据她们的生活。那些完全献身于社会的人，通常不仅想把它变成一种自我崇拜的迷信，而且想超越这种聚会生活，力求达到更崇高的目标：真正的沙龙有着文学的或政治的特征。女人权力以这种方式取得对男人的优势并发挥她们个人的作用。她们摆脱了已婚女人的状况。后者极难在她有时得到的短暂快活和胜利中获得自我实现，因为这对于她来说，确实往往不但意味着消遣，也意味着疲劳。社交生活要求她“装门面”，要求她把自己摆在展览的地位，而不是要求她和她自己及她和他人之间有任何真正的沟通。它不能让她摆脱孤独状态。

    “想想也真可悲，”米什莱写道，“女人，这个相对的人，只能作为夫妻中的一员来生活，她往往比男人孤独。他广交朋友，不断有新的接触。她若无家庭则什么也不是。而家庭是一种摧残人的负担；它的全部重量都压在她的肩上。”的确，女人在受束缚和孤独的情况下，不会懂得旨在共同追求某个目标的同志情谊所带来的快活；她的工作并没有占据她的头脑，她受的教育既没给她带来独立的欲望，也没带来应用它的经验，虽然如此，她仍在孤独中度日。

    婚姻可能使她远离了她父母的家庭，远离了她年轻时的朋友，而要通过结识新的朋友和家信来弥补这种背井离乡，是很难做到的。在年轻妻子和她父母的家庭之间，可能往往没有真正的亲密关系，哪怕是离得很近：她的母亲和她的姐妹都不是她的真正的朋友。现在许多年轻的夫妇，由于没有住房，常和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住在一起；但这种万不得已的联合对新娘来说，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友谊的根源。

    女性的友谊若能成功地建立或保持下去，对女人来说是十分宝贵的，但这种友谊同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有很大差别。男人在设计自己的个人兴趣和想法，在作为个人进行交往，女人却被限制在她们共同的女性命运之内，被某种内在的同谋关系捆在一起。她们在她们中间首先想肯定的是她们共同的世界。她们不去讨论意见和一般想法，但是却交换私人秘密和食谱；她们要联合起来创造一个相反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价值要胜过男性的价值。由于集体的力量，她们获得了抖掉枷锁的能力；她们彼此承认自己的性冷淡，否定男性的性支配，同时嘲笑男人的欲望或他们的粗俗；而且她们热嘲冷讽，对她们丈夫的和一般男人的道德和智力的优势提出疑问。

    她们比较体验；怀孕、生育、她们自己的和孩子们的疾病，成为人类历史的主要事件。

    她们的工作不是一门技术，在传递烹调处方之类时，她们赋予它们一种基于口授传统而形成的神秘科学的尊严。有时她们也讨论道德问题。妇女杂志的通讯专栏为她们谈话的内容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人们很难想像只为男人开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