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弄清它究竟会有什么用处也往往是个难题——也许会把它们送给朋友或慈善机构，或者胡乱摆放在壁炉台上或中央的桌子上，总之可以把它给摆脱掉。这不再是一种虽然无实用性却能表现出纯粹生活乐趣的游戏；而且它也几乎不是一种逃避，因为头脑始终是空虚的。这是巴斯卡尔所谓的“荒唐娱乐”；用织针或钩针，女人可悲地编织出了她度日的空虚。水彩画、音乐和读书，也基本上起着同样的作用；无所事事的女人在让自己适应这类事时，并不是想扩大她对世界的把握；

    而只是想排遣她的无聊。一种活动若是不能开辟未来，便会回落到空虚的内在性中；懒散的女人打开书又把它扔到一边，打开钢琴只是为了把它重新盖上，再次做起了刺绣活儿又打着呵欠，最后拿起了电话。

    事实上，她极可能会通过社交生活郭解脱；她出门、回访；和达洛韦夫人一样，她也把她的猜春看得很重。；她去参加每一次婚礼、每一次葬礼；她不再有任何属于她自己的生存，于是就鼓励交往。以前风骚的女人，现在变成了长舌妇；她观察着人们，评论著他们的举止行为；她对自己情性的补偿是向周围所有的人散布批评和忠告，不请自到地向每个人介绍她的有益经验。她若有财力，就会开始举办沙龙，希望以此侵占别人的事业和成功；有时她会以这种方式建立对自己臣民的专制统治，就像迪-德芳夫人和维尔杜安夫人那样。成为rt个吸引中心、一种灵感，创造一个聚会点、一种气氛，这的确是对行动的一种替代。

    此外还有一些更直接干预世界事务的方式；在法国就有慈善机构和若干个“协会”，但特别是在美国，女人交往于俱乐部，她们在那里打桥牌，读书评，提供文学奖，促进社会改良。

    在欧美两个大陆，大多数这类组织的特点是，它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它们自己的存在理由：它们的那种被假定当做目的的目的只不过是一种借口。其情势正如卡夫卡的寓言所描述的那样：

    无人为造通天塔操心；在准备建塔场所的四周，发展起了一个特大的城镇，这个城镇因管理、扩建以及内部争执，耗尽了建塔的所有财力。这些协会的女人在组织她们的机构时，正是这样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耗尽了她们的大部分时间；她们选择理事，制定章程，进行内部讨论，和竞争协会争夺名望：任何人都不应当偷走她们的贫民，她们的病人，她们的伤员，她们的孤儿；她们宁肯看着他们死，也不愿意把他们交给另一个团体。这些女士们甚至不想要一个能消除弊端和不公正现象的社会制度，以免让她们的热心肠变得没有用场；她们庆幸战争和饥荒把她们变成了人类的恩人。很明显，在她们的心目中，这些编织品和包裹不是为了士兵和灾民而准备的，宁可说这些人是为了收到飞行帽和包裹而准备的。

    尽管如此，某些团体还是取得了积极成果。在美国，可敬的“妈妈们”的影响十分有力；

    可以解释这一点的，应当是提供她们以闲暇的寄生生活方式：由此产生了闲暇的有害性。在《毒蛇的后代》中，菲利普-怀利这样提到美国妈妈：“她对医学、艺术、科学、宗教、法律、卫生一无所知……准确地说，她对参加任何一个这类无目的的机构要做些什么，极少有特殊的兴趣，只要有事可做就行。”她们的努力同首尾一致的建设性的计划，并没有结合起来，也没有指向客观目标，这些努力只不过是想让她们的情趣和偏见专横地昭示于人，或者只不过是想为她们的利益服务。例如她们可以在文化领域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她们买了大部分有关书籍，但她们读起书来却像一个人玩纸牌似的。文学只有在呼吁人们进行设计的时候，才会具有意义和尊严；它必须和人的超越运动结合起来。女人却不是这样，她滥用书籍和艺术品，把它们淹没在内在性之中；油画变成了小摆设，音乐变成了陈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