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却又是十分快活的婚爱、少女时代的梦想、母性的听天由命——这些都是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和斯堪的那维亚小说家们早已用尽的主题；她们就是这样赢得了名和利，但肯定没有丰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更为有趣的是，叛逆的女性已经在向这不公正的社会挑战；抗议的文学可以孕育出真诚而有力的作品；基于反叛心理，乔治-艾略特详细而戏剧性地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场景；尽管如此，如弗吉尼亚-沃尔芙让我们看到的，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和乔治-艾略特为了摆脱表面的束缚，仍不得不消极地花费如此之多的精力，以至她们在到达具有远见卓识男作家的始发阶段时，已经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她们再也没有剩余的力量去利用她们的胜利，也没有去破坏阻止她们前进的一切规则。例如，我们在她们身上既不会发现司汤达那样的讽刺和轻松，也不会发现他那种沉着与真诚。此外，她们也不具备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之类作家的那种丰富经验：这就是为什么《行军途中》虽然辉煌，却仍不可以和《战争与和平》同日而语的原因一呼啸山庄》尽管宏伟，却没有《卡拉马佐夫兄弟》那种广阔的视野。

    今天，女人坚持自己的权利已不是多么困难；但她们还没有完全克服由来已久的、把她们隔绝于女性气质的性别限制。例如，有清醒的头脑是她们应当引以自豪的胜利，但她们仅仅满足于此又未免有点太快了。实际上，传统女人是个有意受骗的人，并且是个进行欺骗的人；她试图对自己隐瞒自己的依附性，而这是她赞同依附性的一种方式。暴露这种依附本身就是解放；目光敏锐的玩世不恭是对屈辱和羞耻的防御，因此这是初步表现出来的增越。通过追求目光敏锐，女作家正在为妇女事业进行着重要服务；她们虽然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对服务于这项事业仍是太关注了，以至对极为广阔的世界未能采取无私的态度。当她们揭去了幻觉和欺骗的面纱时，她们认为自己做得已经足够了；但是这种消极的大胆仍会使我们面对着一个谜，因为真相本身是模棱两可的、高深莫测的、神秘的：一旦要予以陈述，就必须通盘重新考虑、重新塑造。这一切完全是为了不受愚弄，但到那时一切又重新开始了。女人驱除幻想的勇气已经衰竭，她惊恐地停留在现实的门槛上。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有例如真诚迷人的女性自传存在；但是没有一本可以同卢梭的《忏悔录》和司汤达的《自我崇拜回忆录》相比。我们依然太热衷于看清事实了，以至不想透过黑暗，超越具体描述的范围。“女人决不会超出表象，”有位作家对我说。这非常正确。她们对有可能探索这个世界的现象仍在感到惊讶，所以她们-一清点这些现象，而不是尝试发现其意义。有时她们擅长于观察事实——已知的事物。她们可以成为引人注目的记者；例如没有哪个男记者能超过安德烈-维奥丽丝在印度支那和印度作的采访报道。女人能够描绘气氛和人物，能够指出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能够让我们同样感到他们内心的隐隐骚动。维拉-凯瑟、埃迪丝-华顿和多萝西-帕克，都是以清晰而敏感的笔触描写人物和风土人情的。她们所塑造的男主人公很少如希思克利夫那么令人信服：她们对男人的认识仅仅限于他是一个男性。但是她们往往善于描绘她们自己的内心生活、她们的体验、她们自己的世界；她们虽然注意隐蔽的事物本质，迷恋她们自己的奇特感觉，但依旧热情地用耐人寻味的词句和世俗的形象比喻，去表达她们自己的体验。她们的词汇常比她们的句法更引人注目，因为她们感兴趣的是事物，而不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她们未能追求典雅的抽象，但作为补偿，她们的话一下子就说到了点子上。

    大自然是她们最喜欢探索的领域之一。对少女来说，对尚未完全退让的女人来说，大自然意味着女人本身对于男人所意味的东西，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