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斋文集等等。大哥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我早年对自己的诗文很是自负，见京师文坛称赞梅伯言，颇不服气，又常恨当世无韩退之、王安石辈可以谈论。我一生若孜孜矻矻，穷究不舍的话，或许也可以写出几部像样的书来，但可惜后来又不允许。对经史，对诗文，我都有不少与前人不同的看法，很想记下来，一吐胸中之块垒。军务政务太忙，无暇为此，我常为之惋惜不已，以为将成广陵之散。赵惠甫笑我有汉成帝、明武宗那样薄天子而好为臣下之癖，唉！”曾国藩叹了一口气，充满感情地说，“赵惠甫不理解我。我曾涤生出身翰林，长期埋首经丛史集，吟诗作赋、著书立说，才是我心中的帝王之业；带兵打仗，安营布寨，这是迫不得已才为之的事啊！惠甫与我天天在一起尚这样看待我，还不知后世子孙会怎样误解我哩！”

    “这样的误解是好事。”曾国荃笑道。

    “不管怎样，我是到死也没有一部书出来的翰林，我一生都为之不安。我不怪王壬秋说我‘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他说的是实话。我的诗文都是草草写成，未加细究，一时可以蒙混人，刻出来让后人一字一句来推敲，那岂不是把我推出来当一个靶子，认人射吗？”曾国藩自嘲似地笑了一下，喝了两口水，又说下去，“胡润芝死后，他家里刻了一部胡文忠公遗集，所选不当，我想若润芝九泉有知，一定会骂人的。他写给官秀峰的一些信，说了官许多好话，那是润芝的笼络手段，并非心里话。现在官秀峰就把它拿出来，作为其治鄂的政绩。”

    “那老混蛋最会来这一手。”官文是曾国荃的死对头，提起他就有气。

    “这是给人戴高帽子，虽不合事实，尚不至于结怨。我没有胡润芝的涵养，书信中对人对事多偏激之词，倘若稍不注意伤了人，即使本人不在了，他的子弟也会来找麻烦。就拿同治五年，我们兄弟私下议论李少荃人品的那些话，如果刻出来，他不恨死才怪哩！”

    “有的可以删节。”

    “注意到了的可以作删节，没有注意到的呢？世上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还是不刻的好。我人死了倒无所谓，受牵累的是你和老四，以及纪泽兄弟。”

    隔了一会，曾国藩又说：“刚才说到刻书的事，我倒想起一件事来。荷叶塘还存了几分参劾李次青的副本。次青从我最早，在江西时功劳又很大，别人都高官厚赏，独他一人至今仍为长沙一教书先生，我觉得很对他不起。如果以后你们刻什么遗集之类，参次青的那些奏稿就都会刻出来，这不仅益发加重了我的罪，甚至连我的魂魄都不得安宁，所以你们绝对不能去刻集刊印。”

    “说起李次青，我记得四哥有次说过，他想退掉那门子亲事。”

    “不行！”曾国藩打断九弟的话，不悦地说，“定下十多年的亲事，哪有反悔的道理。澄侯的满女多大了？”

    “今年十八岁。”

    “你回去对澄侯说，万不能退，端阳节便完婚。我素来嫁女是二百两银子的嫁妆，侄女一百两。他的满女，我出二百两，跟纪芬的几个姐姐一样看待。”

    “好吧，我回去就告诉他。书局的名字我想了一个，叫贤声书局，大哥你看要得不？”

    “贤声，贤声。”曾国藩轻轻地念了两声。“我看不大合适。尽管我不同意刻我的书，我知道死后还是会刻的。你百年后，纪泽、纪瑞他们也会给你刻个集子，那不等于自吹自擂，传自己这个贤者之声了吗？我看不是传贤者之声，而是传忠贞之心。你看呢？”

    “是的，大哥想得远！”曾国荃恍然大悟，“就叫传忠书局。”

    “对，这个名字好。”曾国藩称赞。“沅甫，我叫你看地的事办得如何了？”

    去年，曾国藩写信叫四弟九弟代他在荷叶塘觅一块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