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那样做呢？她当时虽然年仅十七岁，可罗贝尔和我都认为，就获取幸福而言，任何时候都不嫌早。

    他们充满激情，善于幸福地生活。在他们身边，我重又获得了青春。“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吧，来，今晚是节日。”他俩一人拉着我的一只胳膊，对我说。那一天，迪埃戈偷了他父亲一块金币，他更爱自己动手去拿，而不愿接受施舍，像他这般年纪的人就是这种脾气。他轻而易举地把金币换成钞票，与纳迪娜在登月舱高低起伏的滑车道上度过了整整一个下午。晚上，当我在街上与他俩相遇时，他们正在大口咬着从面包商后屋买来的一只大的出奇的奶油水果馅饼。这是他们用来开胃的惯用手法。罗贝尔在电话中受到了邀请，可他不同意放下手中的工作；于是，由我陪着他俩。他们俩脸上沾满了果酱，双手被集市上的灰尘染得黑乎乎的，但在他们的眼睛里分明流露出那种做了错事还洋洋自得的傲慢神气。饭店侍应部领班准以为他俩来这里是要迫不及待地把来路不明的钱财挥霍一空。他给我们指了一张尽头的餐桌，冷若冰霜但却不失礼貌地问道：“先生没有上装吗？”纳迪娜把自己的上装搭在迪埃戈那件布满窟窿的旧粗毛线衫上，露出了皱皱巴巴又肮肮脏脏的紧身上衣。不过，还是有人服侍我们。他俩先要了冰激凌、沙丁鱼，继而又点了牛排、油炸土豆、牡蛎，最后又要上冰激凌。“不管怎样，反正到了胃里全部混在一起了。”他们整个嘴巴一边往食油和奶油里乱舔，一边向我解释说。他们填饱肚子是多么快乐！尽管我到处想方设法，但我们多多少少总是挨饿。“吃吧，您吃吧。”他们不由分说地让我吃。最后，他们拿了几块肉糜，放在口袋里带给罗贝尔。

    就在此后不久，一天清晨，德国人拉响了塞拉先生的门铃，西班牙领事换了，可他毫无耳闻。迪埃戈那天夜里恰好在他父亲家睡觉。那位金发女郎没有受到打扰。“请转告纳迪娜，不要为我担惊受怕。”迪埃戈说，“我会回来的，因为我一心要回来。”这就是从他那儿得到的最后几句话。他平时是多么喜爱说话，可他所说过的其他一切话语永远被吞没了。

    时值阳春季节，天空蔚蓝，桃树披满了玫瑰色的花朵。纳迪娜和我骑着自行车在百花争艳的小花园中穿行，我们的心头充满了欢乐，仿佛是在欢度和平时期的周末。然而，德郎西监狱的摩天大楼无情地戳破了这迷人的假象。那位金发女郎给一个名叫菲利克斯的德国人送了三百法郎①，此人不时给我们一点有关犯人的消息，并答应帮他们父子越狱。有两次，我们透过望远镜瞥见了迪埃戈扒在遥远的窗台上，他那宛如羊毛似的卷发被剃得一干二净，向我们微笑的不再完全是他，他那被毁坏的形象在尘世之外游荡。

    ①旧法朗，100旧法郎为1新法郎。

    5月的一天下午，我们发现大军营里空荡荡的，一些草垫子晒在窗台上，窗户大敞，牢房空无一人。在我们存放自行车的那家咖啡馆里，有人告诉我们夜里有三列火车离开了车站。我们紧挨着架着铁丝网的高墙，站立着窥望了许久。蓦地，我们看清了在遥远的高处两个孤独的身影朝我们俯着身子，年轻的那一位胜利地挥舞着贝雷帽。菲利克斯没有撒谎，迪埃戈没有被火车带走。我们高兴得透不过气来，骑车向巴黎城区奔去。

    “他们关在一个美国俘虏营里。”金发女郎对我们说，“他们过得很好，天天晒太阳。”可是，她没有见到他们的面，我们给他们寄了粗毛线衫、巧克力，他们通过菲利克斯传话，向我们致谢。然而，我们却再也没有收到他们一封亲笔信。纳迪娜要求得到信物：迪埃戈的戒指和一绺头发，可他们恰好换了俘虏营，关押在远离巴黎的某个地方。渐渐地，再也说不清他们身处何地，他们杳无音信，踪影全无。无影无踪与不复存在之间没有多大差别。当菲利克斯最后心情忧郁地告诉我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