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话音中分明含有几分得意，真惹我生气。我说：“给过去的事件起个什么名称，这毫无意义，问题的关键是未来。”

    “正是如此，”他激动地说，“正是为了未来幸福，才必须正视现实。我感觉到这里的人对此毫无意识。迪布勒伊跟我谈什么文学杂志，佩隆关心的是开心的旅游，他们好像都以为可以像战前一样生活。”

    “那么，上天是派您来擦亮他们的眼睛-？”

    我声音生硬，斯克利亚西纳淡然一笑：

    “您会下象棋吗？”

    “很不高明。”

    他继续挂着笑容，那股学究气早已从他脸上消失了。我们早就是知己朋友，意气相投。我心想，他又要来向我施展斯拉夫人的魅力了，而这魅力确实起了作用。我也忍不住笑了。

    “下象棋时，要是我作为旁观者观战，我比棋手看得要清楚得多，哪怕我的棋艺不比他们高明，那么，这里情形也是如此：我是从外边来的，所以我看得清。”

    “看清什么了？”

    “死胡同。”

    “什么死胡同？”

    我陡然忐忑不安地这样问他。在很长时间里，我们一直肩并肩生活在一起，没有任何旁观者；这束来自外界的目光刺得我心绪不宁。

    “法国知识分子已置身于死胡同中。事情落到他们头上了。”他带着某种洋洋自得的神态继续说道，“他们的艺术，他们的思想，只有在一定的文明得以保持的情况下才有其存在的意义。倘若他们想要人为地挽救这一文明，其结果必定一无所获，他们将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赋予艺术和思想。”

    “罗贝尔并非生来第一次积极从事政治。”我说，“政治活动从未妨碍他写作。”

    “不错，1934年，迪布勒伊牺牲了许多时间投入反法西斯斗争。”斯克利亚西纳口气文雅地说，“可当时，他的道德观与其文学观似乎可以调和。”他又愠怒地接着说，“在法国，你们从未紧迫地感觉到历史的重担。在苏联，在奥地利，在德国，历史的重担是无法逃避的。正因为如此，比如我就不写作。”

    “您过去写过。”

    “您以为我就不梦想创作别的作品？可眼下根本顾不上。”他一耸肩膀，“只有历史上有过那种可恶的人文主义传统，才会面临斯大林和希特勒而去关心什么文化问题。显而易见，”他继续说，“在狄德罗①、维克多-雨果②和多列士③的故国，人们总是想象文化和政治可以携手并进。巴黎长时间自视为雅典。雅典已经不复存在，早完蛋了。”

    ①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文学家。

    ②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九三年》、《悲惨世界》等。

    ③多列士（1900～1964）：法国共产党前总书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长住莫斯科，二战后曾任法国副总理。着有《人民之子》。

    “至于历史的紧迫感，我认为罗贝尔在这方面比您强。”

    “我并不攻击您的丈夫。”斯克利亚西纳只是微微一笑，否定了我这句话的完整意义，而充其量只把它当作夫妻间感情忠诚的一种强烈表示。“实际上，”他补充说道，“我一直认为目前两个最伟大的思想家是罗贝尔-迪布勒伊和托马斯-曼。问题正是这样：我之所以预言迪布勒伊必将放弃文学，是因为我坚信他头脑清醒。”

    我耸了耸肩膀。要是他想以此来奉承我，那可看错了对象，我打心眼里厌恶托马斯-曼。

    “罗贝尔决不会放弃写作。”我说。

    “迪布勒伊著作中的非凡之处，”斯克利亚西纳说，“在于他善于把对美的执着追求与革命精神熔于一炉。他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