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对我说什么一旦发生冲突，您希望美国获胜！”我说。

    “不管怎么说，历史的发展必将导致无阶级社会的产生。”斯克利亚西纳说，“这只是两三个世纪的事了。为了生活在这段时间里的人们的幸福，我热切地希望革命爆发在美国而不是在苏联统治的世界。”

    “世界要是被美国统治，我似乎预感到革命将出奇地缓慢，将迟迟不能爆发。”我说。

    “那您想象革命将由斯大林分子发起-？革命，在1930年前后，它在法国确实美好。可在苏联，我向您担保，革命就不那么美好了。”他耸了耸肩膀：“你们是在给自己预备到时将惊诧莫名的荒诞事；等到了苏联人占领了法国的那一天，你们准会开始明白的。不幸的是，那时就太晚了！”

    “被苏联占领，连您自己也不会相信吧。”

    “遗憾呐！”斯克利亚西纳说，继又叹息道：“说来说去，还是算了吧，让我们乐观些吧，假设欧洲有它自己的良机吧，只有通过每时每刻的不懈战斗，才可能拯救欧洲。决不能各自只为了自己工作。”

    我这下倒无言以答了。斯克利亚西纳所希冀的一切，仅仅是要法国作家保持缄默，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思。他的判断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地方，然而他那悲切的声音引起了我内心的反响：“我们将怎么生活？”自晚会一开始，这一问题就一直像针刺一样，痛苦地缠绕着我。它已经出现多少个日子，多少个星期了？

    斯克利亚西纳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看着我：“两者必居其一：像迪布勒伊和佩隆这样的人要么重新正视现实，投入到行动中去，那就需要他们全力以赴。要么自欺欺人，硬要继续写作：他们的作品必定脱离现实，毫无前途。这种作品岂不就是盲目之作，只能像亚历山大①体诗歌一样让人伤心？”

    ①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启蒙运动时期古典诗人。着有诗体论文《批评论》。

    遇到一个滔滔不绝地议论世界和他人，同时又不断抬高自己的对话者，交谈真是困难。我实在没有把握不伤他，但我还是开了腔：

    “将人们置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实在徒劳无益，生活总会摆脱这种困境的。”

    “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要么像亚历山大城，要么像斯巴达城邦，不战则败，别无选择。眼下，还是自己多想想这些事情为好。”他带着某种仁义补充说道：“只要事先有思想准备，牺牲就不再痛苦了。”

    “我坚信罗贝尔决不会有任何牺牲。”

    “我们一年后再谈吧。”斯克利亚西纳说，“一年以后，他要么开小差，要么再也不写作。我不觉得他会开小差。”

    “他永远不会放下笔。”

    斯克利亚西纳脸上一亮：“赌点什么？一瓶香槟？”

    “我什么也不赌。”

    他淡然一笑：“您跟所有的女人都一个样，非得亲眼看到天上那一动不动的星星和路旁的里程碑才信。”

    “您知道，”我耸了耸肩膀，反唇相讥道，“那些一动不动的星星这四年旋转得可出奇了。”

    “知道。可您还不是坚信不移，法国永远是法国，罗贝尔-迪布勒伊永远是罗贝尔-迪布勒伊，不然，您就会觉得自己没救了。”

    “喂，”我开心地说，“您的客观性在我看来很靠不住。”

    “我不得不站在您的立场上来理解您：您借以反对我的只不过是主观的信念。”斯克利亚西纳说道。一丝微笑又使他那两只在审问似的眼睛变得热烈起来。

    “您对待事情很严肃，对吧？”

    “因事而异。”

    “有人事先就跟我说过。”他说道，“不过，我很喜欢严肃的女人。”

    “谁跟您事先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