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担心解放会冲昏她的头脑。”我说，“去年，她几乎再也不作任何幻想，可现在又开始玩弄起狂热的爱情来了，她是在单相思，是独自在玩。”

    “她费尽心机，非要让我说时间并不存在。”罗贝尔说，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她生活中的最美好时光已经过去了。既然现在战争结束了，她希望能寻回过去的时光。”

    “大家都这么希望，难道不是吗？”我问道，仿佛觉得自己的声音带着喜悦。可罗贝尔却猛地紧挽着我的胳膊。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

    “没有，一切都很好。”我用轻快的口吻回答说。

    “得了！得了！当你拿出贵夫人似的声音，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罗贝尔说，“我敢肯定此时此刻，你脑子里正转得厉害。你喝了几杯潘趣酒？”

    “肯定不如您多，再说喝了潘趣酒也无济于事。”

    “啊！你承认了！”罗贝尔得意洋洋地说，“是有什么心事，连潘趣酒也无济于事。到底是什么事？”

    “是斯克利亚西纳。”我笑着说，“他对我解释说法国知识分子完蛋了。”

    “他巴不得这样！”

    “我知道。可他说的还是让我发怵。”

    “像你这个年纪的大姑娘，遇到一个什么先知，还轻而易举地受影响！斯克利亚西纳，我很喜欢他，他呀，爱折腾，说胡话，不安稳，眼睛四处乱转，可千万不要拿他当真。”

    “他说政治一定会把您吃了，您必将不再写作。”

    “你相信了？”罗贝尔乐呵呵地问。

    “可您的回忆录迟迟不完稿，这是事实。”

    罗贝尔犹豫了一下：“这是特殊情况。”

    “为什么特殊？”

    “在回忆录里，我提供了那么多反对我的武器！”

    “正是这样作品才有其价值。”我激动地说道，“一个敢于自我暴露的人，是多么难得啊！说到底，只要他敢这么做，也就胜券在握了。”

    “对，等他死了。”罗贝尔说道，继而耸了耸肩膀：“可我现在又重新进入了政治生活之中，我有一大帮劲敌，等这些回忆录发表的那一天，你想象得出他们那副高兴劲儿吗？”

    “您的敌人总会找到攻击您的武器，不是这，就是别的。”我说。

    “请设想一下这些回忆录一旦落到拉福利、拉舒姆或小郎贝尔的手中，或落到哪个记者的手中。”罗贝尔说。

    罗贝尔撰写回忆录时，脱离了整个政治生活，不过问任何前景，断绝了与公众的联系，甚至都不知道作品是否会发表。正是这样，他重又体验到一个不为人所知的无名的作者刚刚踏进文学殿堂时的那种孤独感，在没有方位物指点、无依无靠的情况下去冒险进取。在我看来，他从来没有写过比这更好的作品。我不耐烦地说：

    “那么，只要一搞政治，就再也没有权利写感情真挚的作品了？”

    “有权利，可不能写引起丑闻的书。”罗贝尔说，“你完全知道，在当今的世界，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若非要去讲，就不可能不造成丑闻。”他微微一笑：“说真的，所有有关个人的事情都可能造成丑闻。”

    我们默默无言地走了几步。“您花费了三年时间撰写那些回忆录，现在往抽屉里一扔，您觉得无所谓吗？”

    “我再也不想它了。我在考虑写另一部作品。”

    “什么作品？”

    “过几天再跟你说。”

    我满腹狐疑地打量着罗贝尔：“您觉得挤得出时间写哪部书吗？”

    “肯定。”

    “噢！我看并不那么肯定：您根本没有一分钟能由您自己支配。”

    “搞政治，起步最艰苦，慢慢就顺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