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并不是新添的。世界的前途往往漆黑一团。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死神为何又来游荡？它继续在徘徊，到底是为什么？

    多么固执的荒诞！我感到耻辱。这整整四年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都坚信战后我们将重新寻回战前的时光。就在刚才我还对波尔说：“现在，又重新与过去一样了。”现在，我又试图告诉自己：“过去，与现在完全一样。”可是，并不一样，我是在撒谎：不像过去，从今之后将永远不再像过去。以前，即使最令人担忧的危险，我也胸有成竹，肯定能从中解脱出来，罗贝尔必定能摆脱危险，他的命运给我保证了世界的命运，反之亦然。可是，现在有着那么一个痛苦的过去，怎能还对未来充满信心？迪埃戈死了，死去的人太多了，丑恶又回到世间，幸福一词再也没有任何意义，在我的四周，重又是混沌一片。也许世界最终能摆脱危机，可要等到何日？两三个世纪，这太漫长了，属于我们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万一罗贝尔的一生在失败，怀疑与绝望中结束，那这一切再也无可挽回。

    他在工作间里轻轻走动，他在阅读，在思索，在制订计划。他会成功吗？要不然，后果如何？没有必要往最坏处想，谁也没有把我们吃掉，我们只不过是在不再属于我们的历史中盲撞。罗贝尔已经沦落到一个被动的见证人的角色，他将如何了却自己的一生？我知道革命对他已经铭心刻骨到何种程度，革命是他心中的绝对存在。他的青年时代给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是在昏暗的小屋子里长大的，从小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在那漫长的岁月中，社会主义是他惟一的希望。他信仰社会主义，并非因为宽厚，也并非逻辑使然，而是出于需要。成为一个男子汉，这对他来说意味着像他父亲一样当一个活动家。尽管他经历了1914年的极端的失望，继而在图尔代表大会①两年后与加香②分道扬镳，而自己又无能为力，难以在社会党人中重新激起昔日的革命热情。但这一切远没有使他脱离政治，他一有机会，就重又投入政治活动，眼下，他比任何时刻都充满激情。为了让自己放心，我暗暗对自己说，创作源泉永不会枯竭的。我们婚后的那几年里，他没有从事别的活动，创作极丰，并自得其乐。或是，他首先是个作家吗？我尽量让自己这么想，直至今天夜里。我还从来没有胆量窥听他内心独自的对话，我再也不对我们的过去那么自信了。他之所以那么快就希望要个孩子，那无疑是因为我不足以充分证明他的存在，或许他是在寻找一种报复，以回报他再也控制不了的未来。对，这一做父亲的欲望在我看来很说明问题。我们去布津埃旅行的凄惨气氛也意味深长。我们漫步在布满他儿时足迹的大街小巷，他领我观看了他父亲执教的学校和他九岁时在里面聆听多列士讲话的那座昏暗、低矮的房子；他向我讲述了他初次接触日常的烦恼和毫无希望的工作时的情景；他讲得太快了，咬词也太过分，可突然，他颇带不安地说：“一切都未改变，可我却在写小说。”我只想把这看作是一时的冲动，罗贝尔生就性格开朗，我很难想象得出他会产生严肃的怀旧之情。可是，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之后，他整整一个时期，忙于组织警觉委员会。我发现他完全可以更开心些，可我不得不承认事实：从前，他是在勉强地控制自己。他一旦感到无能为力，陷入孤独的境地，那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徒劳的，尤其是写作，更是如此。1925年和1932年期间，他一边拼命强压心中的烦躁，一边写作。是的，情况正是这样。可与从前迥然不同，他仍然与共产党人和某些社会党人保持联系；对工人的统一和最终的胜利存有希望。我清楚地记得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多列士的那句话：“未来的人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最富于生命力的人。”他坚信自己的作品有助于建设未来，未来的人一定会阅读，正因为如此，他才勤于写作。面临一个死路一条的未来，这再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