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早已不复存在，现在事关这份报纸，可他总认为有必要向自己作出交待，他完全错了。“真怪，”他心里琢磨道，“一旦做了件有用的事情，人们赋予您的不是权利，反而是义务。”他创办了《希望报》，可这导致了他整个儿扎进了政治的旋涡之中。他脑中已经想象到了萨玛泽尔擅自闯入家门，高谈阔论；迪布勒伊接二连三地打来电话，以及形形式式的会议、商谈，争论和交易。他曾经向自己发誓：“我决不让人把我吃了。”哎，命运已定：他就要被人吞噬。他走出办公室，下了楼梯。城市笼罩在茫茫暮霭之中，在这黑夜里宛如一个巨大的车站：他过去多么喜欢暮霭和车站。可如今，他再也没有任何爱，他已经让人给吃了。正因为如此，在他企图表达自己的一刻，他寻觅不到任何要倾诉的东西。“你爱着某些东西，请告诉我是哪些！”哪些？他既不爱波尔，也不爱纳迪娜；旅行，这对他已经没有吸引力；他再也没有兴致去读书、漫步、听音乐；他再也不为了自己的乐趣去做点什么；他再也不能驻足街头；再也不能欢乐地回忆往事。有许许多多人要接待，有一大堆事情要着手去做：他就像一个工程师生活在工具的天地里。他的心变得比鹅卵石还硬，这就不足为怪了。他加快了脚步。这副冷酷的心肠，让他自己也感到恐惧。在圣诞之夜，他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恢复自我，然而，他什么也没有寻觅到。相反，他整天感到心情不舒畅，总是处于守势，始终紧紧张张，动辄生气，满肚子恼火。他心里十分清楚难以承担这些自找的麻烦事，它们只能给他带来烦恼。“我学识疏浅、目光短浅、处事轻率，我没有时间，将永远没有空暇。”这种老生常谈，令人厌烦。但是，他将永无休止地听下去，一切都将愈来愈糟，糟上加糟。被吃，被吞噬，被剥得只剩下一副骨头。他再也不可能写作。写作，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他正在选择另一种方式生活，将再也没有任何东西与任何人交流。“我不愿意。”他内心发出了反抗的呼声。不，他不乐意接受并非毫无道理。恰恰相反，倘若他还有几分激情，他完全可以认为这对他来说是个生命攸关的大问题：事关他作家生命的存亡，他必须抗争。“不管怎么说，革命解放联合会手中并不掌握着人类的命运。”他心里想，“而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命运也并非掌握在我的手中。”他常常这样告诫自己：“人们对自己实在太认真了。实际上，我们的行为举止无足轻重，这个世界也并没有多少分量：它多纤、多孔，并不坚固。”行人在雾中匆匆行走，仿佛他们提早几分钟抵达此处或彼处事关重大似的。可最终，他们都有一死，我也在所难免：这又减轻了多少生命的负担。人们对死亡无能为力，因此对任何也无能为力。因此谁也就不欠任何人的债，人活着没有必要自寻烦恼，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吧。抛弃《希望报》和革命解放联合会，离开巴黎，隐居到南部的某个偏僻角落，集中精力去写作。“自己播种，自己收获。”朗贝尔经常这样说。还是想方设法争取自己幸福地生活，不要去等待普天下的人都幸福的那一天了。为什么就不行？亨利想象着孤零零的农舍、松树，想象着丛林的气息。“可我将写些什么？”他大脑空空，继续向前走去。“陷阱早已设下。”他心里在想，“正当您以为脱险的时刻，它却落到了您的头上。”用词语寻觅过去、拯救现在，多美啊！可只有将话语向他人倾诉，这才能实现；只有当过去、现在和生命举足轻重，这才富有意义。如果这个世界无足轻重，他人微不足道，写作又有何用？那不只有无所事事、厌烦得尽打呵欠了？生活，是无法割裂的，必须整个儿占取它：要么拥有它，要么便失去它。可惜人们没有时间去拥有一切，这就是悲剧之所在。亨利的脑中骤然间又混乱不堪。他珍爱这份报纸，他对于战争、和平和公道的种种忧虑并非毫无意义，决不能把这一切统统抛到脑后。但是，他又是一个作家，他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