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有多少往事不得不忘记，又有多少事实真相不得不回避。“我害怕离去的原因正是在此。”我心里在想。在巴黎，在罗贝尔身旁时，我不费多少气力就可避免陷阱，因为我能识别陷阱，警钟时刻向我提醒面临的危险。但是，当我孤独一人置身于陌生的苍天之下，将有怎样的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将有明摆的事情突然使我眼花缭乱？又会有怎样的鸿沟突然出现在面前？不过，鸿沟终将平合，明摆的事情也会消失，这是确凿无疑的。我见过的何其多。我们就好比蚯蚓，任凭他人斩为两截，或好似龙虾，折断了爪子会再生长。但是，当我想起那徒劳的垂死挣扎的时刻，想起那不愿苟延残喘、恨不得立即死去的时刻，我不禁心悸。我试图让自己服从于理智：我为什么会出什么事情呢？为什么就不会出任何事情呢？偏离前人踏平的道路，从来就没有好的结果。在这个世界上，我感到有些窒息，这是事实。可人们渐渐也会习惯于窒息的，不管怎么说，形成习惯并不是坏事。

    “你怎么了？”几天以后，纳迪娜满腹狐疑地问我。她身着我的浴衣，躺在我卧室的长沙发上。平时我回家时，总发现她这副样子。在她眼里，惟有他人的服饰、摆设、他人的生活才有价值。

    “你希望我怎么样？”我反问道。

    我没有跟她谈起罗米欧的来信。可是尽管她对我很不了解，但对我的任何情绪变化她都看得一清二楚。

    “你好像困倦得连站着也能入睡似的。”她冲着我说。

    确实，在平日里，我总是兴致盎然地询问她每日做些什么，可这天晚上，我却默默地脱去外套，戴上睡帽，没有说一句话。

    “我在圣安娜度过了整个下午，我想我是有点疲倦了。”我回答道。“你呢？你都干了些什么？”

    “你对此感兴趣吗？”她忌恨地反问道。

    “当然。”

    纳迪娜脸上一亮，她心里有高兴的事情，不愿再多赌气。“我刚才遇到了我终身的伴侣！”她以挑逗的声音说道。

    “当真？”我笑眯眯地问道。

    “对，当真。”她严肃地回答道，“他是拉舒姆的一个伙伴，棒极了。他可不是一个平平庸庸的写书匠，而是一个活动分子，名副其实的活动分子。他叫若利。”

    在这之前不久，她与亨利闹了一场：她的反应如此明显，要是她自己也意识不到我才感到奇怪呢。“那这一次，你肯定登记入党了？”我问道。

    “他对我还未入党气愤极了。啊，你知道，他这个人，办事可不拖泥带水。他说干就干，一个男子汉嘛。”

    “我早就认为你最终也该经历一番了。”

    “道理很明白，这是因为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一种经历而已。”她声音尖刻地说，“现在入党，以后再退出来。年轻时代得经历经历。是这个意思吧。”

    “噢，不。我没说过这种话。”

    “我知道你心里是这么想的。你要明白，若利的力量在于他相信真理。他从不以经历为儿戏，他是在行动。”

    一连几天，她咄咄逼人地对若利大加颂扬，我只管听着，没有任何表示。她把《资本论》摊在书桌上的化学教科书旁，目光阴郁地在两部书之间来回移动。她开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观察我的一举一动。在这料峭的初春，街上的乞丐比比皆是，若我施舍给他们一点儿钱，她便冷冷一笑：“你以为给这种可怜的废物施舍一点儿钱，就可以改变世界的面貌了？”

    “我并没有如此奢望，只是让他高兴高兴，这就够了。”

    “如果你良心得到安宁，那对大家都有好处。”

    她总以为我内心有多少阴险的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