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认根本无法想象。前途并没有把握，近的与远的一切都毫无保障。我瞥了罗贝尔一眼。所有这一双双眼睛反映出的难道真的就是他说的道理？人们也在别处审视着他：从美国、从苏联、从遥远的过去审视着他。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只是一个老梦幻家。做梦向来缺乏严肃性。也许他将来就会这样来看待自己。他将意识到自己的行动毫无益处，或者更糟，只是起到了蒙骗人们的作用。若能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宣布世间没有真理可言就好了！可是，真理确实存在。我们的生活分明存在着，犹如石块一般沉重，有着我们所不了解的一面，这是多么可怕啊。我肯定自己这一次说的不是胡话，我一滴酒也没喝，黑夜也尚未降临，然而恐惧感却使我窒息。

    “你们满意吗？”我一副超脱的样子问他们。亨利是满意的。“这是一次成功。”他快活地告诉我。萨玛泽尔说：“这是一次胜利。”可是罗贝尔却咕噜道：“一次集会，这证明不了什么东西。”十年前，他从卜莱耶尔会场出来时，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当时，他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然而，我们都考虑到战争也许最终将要爆发：这种清醒的认识来自何处？啊！我们面前时间还长。透过战争的威胁，罗贝尔隐约看到了法西斯主义最终要被消灭，这将付出何种牺牲，他已经彻底超越。如今，他感觉到暮年已至：他需要短时期内的明确信念。后来几天，他一直抑郁不欢。本来，当夏尔利埃告诉他已经加入了革命解放联合会时，他应该喜笑颜开的，可是我发现他从来没有像这次会谈后那样沉默寡言。不过，我心里是理解他的。这主要不是因为夏尔利埃那副外貌的缘故：夏尔利埃出了集中营后，头发虽然还没有长起来，皮肤发红、粗糙不平，可他总归又长了十公斤，还配了假牙；也不是他讲的那些事情的缘故，对集中营的那种种恐怖我们已经再也清楚不过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应该说是夏尔利埃说话时的那种腔调。他原本是位最温和、最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如今，当他回忆起遭拳打、挨耳光、受酷刑、经受饥饿、肠绞痛等忍辱负重的日子时，却付之一笑。这谈不上什么厚颜无耻的笑，可这是幼稚的笑，还是看破红尘的笑，是超脱的笑，还是愚蠢的笑，谁也不甚清楚。他耻笑社会党想入非非，期待他重新加入他们的队伍，对共产党人他则始终存着内心那份由来已久的厌恶。革命解放联合会吸引了他，他许下诺言，答应要把聚集在他身后的一大班人马一起带来。等他离开我们后，罗贝尔对我说：

    “你那一天对我犹豫不决还感到奇怪，可你现在明白了吧。今天，当人们参与行动时，最可怕的一点是大家对错误付出的代价都一清二楚。”

    我知道他认为他的同辈人及他本身对这场大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他是头脑最清醒、行动最积极地反对这场战争的人之一。可是，他失败了，于是便把自己视为罪人。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与夏尔利埃的会面竟唤起了他内心的痛楚。一般来说，他往往对集体而很少对个人作出反应。

    “不管怎样，即使革命解放联合会本身就是个错误，也不会造成大难。”我说。

    “小灾小难也是难。”罗贝尔说。他迟疑了一下：“只有比我现在年轻的人才会轻信前途可以拯救一切。我深感自己的责任比过去更加有限，但同时也更加明确、更加重大了。”

    “怎么回事？”

    “呃，我的想法与你颇为相似，一个人的死亡或灾难是永远无法超越的。噢！我是在逆流而行。”他补充道，“现在年轻人的心肠比我们过去要硬得多，甚至连廉耻心也荡然无存了，而我倒变得多愁善感起来。”

    “反过来不正可以说明您变得比以前更加实在了吗？”

    “我没有把握：什么地方实实在在？”罗贝尔问道。

    毫无疑问，他比以前更加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