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那股味道：忧患的滋味。罗贝尔只对我讲有关我的事情，澄清了我的一个个提问，显然，事情没有按照他的愿望发展。贫困、不安，毫无疑问，我是在自己家中。

    第二天，我们便去了圣马丁。天气温暖，我们坐在园子里。罗贝尔一开口说话，我便发现自己并没有猜错：他心情十分沉重。共产党人向他发起了攻击，早在一年前，他就担心这迟早会来临，除了在其他报纸上，他们还在《铁钻》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深深地伤害了他。这篇文章也伤害了我。文中把罗贝尔描写成一位老理想主义者，无法适应目前严酷的现实；可我反倒觉得他对共产党人作出的让步太大了，对他昔日的东西放弃得太多了。

    “这是恶意中伤。”我说，“谁也不会这么看您，连那篇文章的作者也不会这么看。”

    “啊！我不清楚。”罗贝尔说，继又一耸肩膀：“有时我自己也想我确实太老了。”

    “您并不老！”我说，“我离开时，您并不老，您答应我您不变老的。”

    他微微一笑：“就说我的年轻时代已过吧。”

    “您一点也没有反击？”

    “没有。要反击的东西太多了。再说眼下不是时候。”

    自5月5日以来，一大批所谓的同情者乘共产党人失败之机，纷纷与他们分道扬镳。人民共和运动获胜，戴高乐坐立不安，美国党窥伺时机，左派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携手合作。在等待10月的公民投票和继后的选举到来之时，革命解放联合会最好还是偃旗息鼓，暂停活动。但是，罗贝尔作出这个决定时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如果说要继续进行左派联合，就不能不伤害共产党人利益的话，那这也是共产党人自己一手造成的：罗贝尔怨恨共产党人搞宗派主义。在公开场合，他时时戒备，不愿责骂共产党，可在私下他并不约束自己，这两天来，他多次猛烈地咒骂他们。显然，他能跟我说说话，这是对他的一种安慰，我思忖他需要的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这个占据了位置的女人对他是有所帮助的。我占据的这个位置是我的位置，毫无疑问，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真正的位置。

    但是，处在这个位置上，我为何感到不安宁？为何暗暗落泪？我在林间漫步，这是一个十分美丽的春天，我体魄康健，而且谁也没有剥夺我的任何东西。然而，我不时停下脚步，禁不住想哭，仿佛我已经失去了一切。我轻轻地呼唤着：“刘易斯！”沉沉的死寂！在一个个日子里，我曾从黄昏到黎明，又从黎明到黑夜，一直拥有他的呼吸，他的声音，他的微笑，如今却毫无音讯。他还活着吗？我谛听着：没有一点声音；我张望着：没有一点痕迹。我再也不明白自己。“我哭泣，”我暗暗自问：“可我却呆在这里：难道是因为我爱罗贝尔还爱得不深？”我羡慕那些把生活囚禁在刻板的教条之中的人。“肉体的爱微不足道，”他们常这样说；要么就是宣称“不是肉体的爱便微不足道”。但是，尽管我已与刘易斯相逢，但却不失对罗贝尔的爱；而罗贝尔的存在，不管其如何伟大，却填补不了刘易斯留下的空白。

    星期六下午，纳迪娜领着朗贝尔一起回到家。她一进门便满脸怀疑的神色问我：“你是从来不改变计划的，这次一推再推，迟迟不回家，该玩儿得很开心吧。”

    “你知道我需要时也会改变计划的。”

    “你在芝加哥呆了那么长时间，真怪。据说那是个可怕的地方。”

    “人们说错了。”

    这三个月里，她与朗贝尔合作，搞了不少通讯报道，如今她就住在他家，与他讲话时总是含讥带讽，但其中却蕴涵着深深的柔情。她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于是便以一种难以辨别的恶意仔细观察着我的生活。我尽可能讲述旅行中的一些见闻，让她放下心来。我觉得朗贝尔比我出门时显